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征程上，中国人民迎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2011年3月10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面对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面对电视机前的亿万群众，吴邦国委员长庄严宣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
法律，始终是党的主张、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
回溯共和国数十载波澜壮阔的立法进程，寻访一部部法律出台背后的故事，我们可以重温一幕幕生动具体的民主实践，可以真切感受社会主义民主永不停息的脉动，可以清晰体认到共和国法律的民主本色……
从人民的共同意愿出发——共和国的法律，始终根植于深厚的民意土壤，体现着人民的共同意愿
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体现人民共同意愿的法制基础——
1949年9月，金秋时节的北平。新中国成立的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关键的阶段。
9月29日，作为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草案交付表决，600多位代表几乎在同一时间举起自己的手，一致表示赞成。
“《共同纲领》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体现了每一位代表的心愿和意志”——重读早已泛黄的报章，中国人民迎来崭新时代的喜悦和第一次当家做主的自豪跃然纸上。
5年之后，9月20日下午5时55分。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执行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表决结果：投票数共1197张，同意票1197张。全场一片欢腾，暴风雨般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持续了五分钟之久……
“1954年宪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的宪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宪法学权威专家许崇德这样评价。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宪法，在东方大地上第一次与人民的意愿高度契合。
必须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中国，无比热切地呼唤着民主和法制。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崭新征程。这是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关系人民权利保障的历史性决策——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不负重托的责任感，把立法工作摆到了重要议程之中。
3个月，7部法律——这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力推进法制建设创造的立法佳话。从1979年4月到7月，刑法、刑事诉讼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重要法律紧张起草、密集出台，迈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步伐。
深刻吸取十年动乱历史教训，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这是人民群众的呼声，也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自觉追求。
从“搜集证据”到“收集证据”，当年刑事诉讼法草案中的一字之变，及时回应了当时社会的重大关切。
“‘文革’中轻信口供，导致了许多冤案。”参与这部法律起草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主任顾昂然回忆道：“在起草刑事诉讼法草案时，彭真同志把法律草案中的‘搜集证据’改为‘收集证据’。他给我讲：先定你有罪，然后再‘搜集’证据，这是主观的；改成‘收集’就是客观的，不仅要收集证明犯罪的证据，还要收集无罪的证据，不仅要收集证明犯罪重的证据，还要收集犯罪轻的证据。”
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身”之初，如何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既是人民群众集中关心的现实问题，也是立法者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许多代表呼吁加快制定实践急需的合同法等法律。来自贵州的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张军直在审议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提出：“希望立法部门工作效率高一点”，像合同法这样的法律“下面正等着用”。
立法，必须准确把握民意的律动，主动顺应人民的期待。包括经济合同法在内的一批经济法律起草由此步入“快车道”。1年之后的全国人代会就表决通过了经济合同法。
从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相继通过，到统一的合同法最终出台；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初步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到企业所得税法使中外企业实现同台竞争；从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全面规范新兴的证券市场，到物权法平等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一部部重要法律陆续出台，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又顺应了广大群众实现国强民富、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
进入新世纪以来，如何通过立法加强社会管理、回应社会关切，成为人民群众新的期待。众多立法项目中，食品安全法无疑是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