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中日对抗，谁的经济更受伤？由于中日两国分居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也都是名列前茅的贸易大国，这个问题绝非仅仅是双边问题，而是关系到了世界经济全局，对东亚经济影响尤其重大。
毋庸置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日本，因为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成倍高于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且这一基本特征无法因日本政府的政策倾向而改变。
让我们回顾中日贸易发展的历程。中日双边贸易本来基础很好，但中日贸易下降已经不是去年一年的事情，而是从 2012年就开始了；在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份额下降趋势更为明显：
从货物贸易总体而言，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趋向下降。1993— 2003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但于2004年被欧盟、美国超越，后来又落到东盟之后。
2013年中日贸易总额3125.5 亿美元，同比下降5.1%。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同比下降0.9% ；日本对中国出口同比下降8.7%。
1990年代以来，每次中日经贸情况发生大的变化，多数都和日本政府的错误行径有关；而且从未来发展前景来看，中日经贸关系仍然是受政治影响较大的。考虑到中日双边贸易在两国各自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已有明显差异，日本对中日贸易依存度成倍高于中国对中日贸易依存度，这样一种不对称的依存度，且中国对日出口少于自日本进口，决定了中国有能力在两败俱伤的经贸战中让日本付出更大代价。
而且，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中所占份额持续快速提升，2013年 GDP已经相当于日本两倍，而且早已是世界第二进口大国和进口增长最快的大国，2000 —2008年间，世界进口年均增长12% ，美国、日本年均增速分别为7%、 6%（2005—2009 年数据），中国进口年均增速则高达22.4%。从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发达国家，到东南亚、巴西、安哥拉乃至苏丹等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从中国旺盛的进口需求中受益越来越多，去年提出的 10万亿美元进口计划，更让许多贸易伙伴看到了新的希望。倘若中日政治对抗持续，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对日本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江湖地位”极其不利。
特别是如果在对华直接投资中受阻，正经历着艰难转型升级和重新布局的日本产业生存发展前景将受到较大损害。本来，生产成本和技术革新的变化已经使得曾经是日本制造业骄傲的家电等产业陷入全行业亏损的窘境，需要通过转型升级和向海外重新布局来摆脱困境；而在承接日本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方面，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在国内市场规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配套等方面的优势不是其它热门新兴市场和大多数发达国家所能比拟的。进一步地，作为一个在大国之中经济增长率、进口增长率最高且宏观经济稳定性数一数二的国家，绝大多数志在称雄全球市场的产业或企业，如果不能打入中国这样一个高成长大市场，就必然意味着其占据全球行业前列的梦想破灭。关于这一点，看看康师傅和旺旺如何通过早早投资大陆而跃居台湾岛内食品行业前列，看看雪孚集团等德国老牌工程机械厂商如何因为 1990年代与中国企业合资失败而在10余年后的今天沦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收购的标的，就不难理解。
当然，在中日政治对抗中，中国经济并非就不要付出代价。日本对华出口绝大部分并非消费品，而是以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居多；而且，由于日本在全球先进制造业领域占据着关键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主要供应者的关键地位，这种地位在汽车、电子等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容易找到替代货源，不少产品甚至目前完全没有替代货源。 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所以在全球电子市场引发重大震荡，根源就在于此。在这种情况下，抵制这部分进口日货，必然让我们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出口、自己的就业蒙受重创。
不分青红皂白地抵制日货将对中国制造业产生更大的损害。只有在我国上述先进制造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在这些领域抵制日货才不会损害我们自己，反而助力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
就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和出口的成就，相当一部分要归功于深深嵌入了“日本核心元件—中国组成加工成品—全球市场销售 ”这样一条国际产业分工链条，其结果是中国大量进口日本高技术产品、上游中间产品和设备，以满足国内市场和出口生产之需，形成了中国大陆对美欧贸易巨额顺差，对日本、韩国、台湾省和一些原料、能源输出国逆差的格局，其中日本、韩国、台湾省已经连续多年分别包揽中国大陆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前三名。同时，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中国产业升级浪潮中，中国以良好人力资源、完整产业体系、优良基础设施、较高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性而成为新兴产业投资热点，成为海外先进制造业转移的优先选择；倘若盲目抵制日本或其它国家货物，完全有可能损害跨国产业链条正常运行，提高中国先进制造业生产经营不确定性，令先进制造业对中国的转移却步不前，进而伤害中国自己持续发展的潜力。我们要积极探索运用经济手段打击敌对势力，但不能愚蠢地选择自伤；我们要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增长，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弱点，更不能把力量增长未来的前景当成当下的现实。
正因为如此，尽管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因政治问题而陷入停滞，与中韩自贸区建设大踏步进展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我们不应舍弃建设中日韩自贸区这个平台。正值东亚区域内部政治纷扰引得世人瞩目之际，各当事国政治领导层、社会各界精英需要共同认识到这一点：存在于三国之间的不仅仅有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歧见，也有巨大而广泛的共同利益；邻国是不能选择的，各国要为当前的利益良性竞争，更要充分顾及子孙后人生活的需要。
目前，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不确定性上升；在整个东亚经济都在减速的情况下，中日韩三个东亚区域内领先的经济大国最理想的做法是抱团取暖，通过加强区域内协作减轻国际经济动荡的冲击。为此，我们应力求在国际经济金融新动荡的压力下加快推动东亚金融合作，将其纳入中韩、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范畴，以增强整个东亚应对危机震荡的能力。同时通过新的协作，通过东亚区域的马歇尔计划提振区域内经济，通过自贸区建设便利这个区域马歇尔计划实施执行。即使仅仅以自身一国之力，中国也已经有足够实力通过带动贸易伙伴国内经济稳定与增长、进而带动自己对外经贸可持续发展；但中国更乐于拉动更多伙伴共同参与，以放大稳定区域经济的效力，并为此建立长久的机制。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将有望通过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来降低区域内在政治、历史等各方面的矛盾冲突的烈度，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为中日韩三国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利益。特别是东亚各经济过度依赖美欧市场，一方面影响东亚经济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妨碍了东亚货币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而是只能集体为美国充当提供商品的车间和供应低息融资的“ 现金牛”。要摆脱这一局面，出路在于加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用区域内部市场部分替代美欧市场；而无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取得了多大进展，倘若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得多的日韩两国没有建成自由贸易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就谈不上成功。在中日对抗的政治阴云下，期望中日韩自贸区艰难跋涉，有所进展。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刊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