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从美国进口的一批玉米因被测出转基因超标而被中国海关做了退运处理。对于大量进口粮食以确保国内粮食需求的中国来说，粮食进口退运，这被一些市场人士看做是一种不寻常的转变。果然，这种转变在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得到了证实：新一届中国政府希望中国人的饭碗里应该主要装国产粮。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重中之重。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新一届政府首次对“三农”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体现了新的“三农”工作理念。
除了饭碗里主要装中国的粮，这次会议还对农业地位、农产品安全、土地制度、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等做了部署。会议所讨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讨论稿)》，成为了中央政府2014年第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认为，这次会议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中国政府要以强化农业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农民富裕、加快农村小康为核心目标，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农业落后局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粮食安全第一
解决中国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表示，中国历年来对粮食安全都高度重视，但此次重点更加明确，强调口粮的主动权。
党国英表示，从现状看，中国的口粮无论从种类还是总量上，都很充裕。但粮食生产也存在着隐患，即当前仍然依靠较高的价格来维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由于技术、规模等原因，中国粮食生产成本高于美国、巴西等农业发达国家，如果允许国外廉价粮食大量进口，一旦全球粮价持续低迷的下行曲线出现拐点，那么中国粮食供给将会非常被动,因此这次会议提出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非常及时和必要。
但是让“饭碗里主要装中国粮”却不是一件容易事，最近几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在逐年增加，粮食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从2011年开始,中国已成为小麦、大米和玉米等农产品的净进口国。目前中国口粮可以保证绝对安全，但大豆这一粮油用原料却主要依赖进口。
由于担心口粮将来也会出现大豆这样依靠进口的情况，这次会议突出强调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这可被看成一条国家粮食安全底线。”程国强说。
为了保证将来中国的饭碗里装的是中国粮，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战略部署。
会议首先强调，必须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上一届中央政府确定的标准，是保证粮食安全生产的底线。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大幅涨涨，一些学者提出了突破这一红线，用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来平抑房价的建议，现在看来，中国政府不会用粮食安全代价来解决高房价问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说，中国是人口大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保证绝大部分粮食自给自足的基础。此次再提守住红线，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解决农村土地市场与城市土地市场二元分割的问题，建立统一土地市场，土地有序进入市场流转，提高土地集约使用水平。中国人多耕地少始终是个矛盾，所以，不能随意改变耕地性质。如果突破耕地红线，将威胁到粮食安全。
会议还提出要解决好“谁来种地”的问题。确保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还得有人来耕种。由于种地收入远不及去城市打工的收入，因此许多农民抛弃土地进城务工，导致一些耕地荒芜。
会议特别提出，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
党国英表示，现行的土地家庭责任承包制，一家只有几亩地，解决温饱可以，但发展现代农业却不行。这次会议表明，将来农业要实行规模化经营，随着一些农民进城，不愿意再从事农业，他们的土地可以通过流转方式租给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而将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就是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目前这四种类型的新型主体仍处于初步培育阶段。国家将加强培训、提供政策支持，壮大农业生产的新型主体。这样农民通过种地就可以有满意的收入，务农就可以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
此外，依靠科技促进粮食增产，也是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保粮食安全的一个方式。
保留现有土地制度
中国现有土地制度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时确定的，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以家庭为单位实行责任承包制。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土地制度特别强调了35年前的做法。会议指出，农村集体土地应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这种土地承包地位，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这对近年来出现的混乱的土地改革传言，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
程国强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着力点，是要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创新和实现多种经营方式；要鼓励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强调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前提是要把每个农民当作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主体，要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个农村最基本的经营制度下实现。
更现实的问题是，一些农民进城后工作不稳定，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如果再丧失了土地承包权，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而坚持家庭经营就能够确保承包权保护农民利益。
然而，当前中国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一个新趋势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发生分离，这对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出了新要求。
对于这一新形势，会议指出，要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
这其实也是对地方政府提出的警告：不能不顾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盲目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土地流转，将耕地变为建设用地，而是要与实际情况相适应。
让富余农民入城
在中国大陆13亿多人口中，农村户籍的人口有7亿多，随着农村生产力的释放，许多人选择了去城市打工，但中国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这部分人虽然身在城市工作生活，户口却依然留在农村，虽然给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却无法享受到城市市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对于这部分从农村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新一届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快城镇化的方式来解决。
这次会议制定了2020年的目标，即为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对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完成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工作。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将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分为“被动城镇化”和“主动城镇化”两大类。被动城镇化主要是指由政府主导推进，通过“征地安置”，实现农村土地的城市化和农民身份的“农转非”。
而主动城镇化则是农民自主选择进入城市的城镇化过程。目前在城市工作的但户籍在农村的年轻人，是主动城镇化的主力军。
李国祥说，对于主动城镇化的农民，要完成市民化，应该满足这样一些条件：在城市有正当工作，生活有一定保障，今后不愿意回老家务农。
为了做好富余农民落户城市的工作，这次会议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涉农行政管理方式创新。目前相关机构已经就打破二元城乡的户籍改革开始调研，中国的户籍改革不久将会启动。
李国祥认为，中央政府提出的"3个一亿"的目标基本能够实现。其中最困难的目标应该是“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目标了。若中国每年城镇化率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常住城镇的新增规模每年就达在1400万左右，7年时间就近1亿。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数据显示，过去五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年平均提高1.4个百分点。
李国祥说，鉴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普遍偏低，自然潜力也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农民富余数在未来也将最大，因此应加大中西部的城市吸纳富余农民的力度，要在中西部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
附： 六大攻坚目标
——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掌控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坚持农村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集体土地承包权属于农民家庭。
——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同时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
——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首先抓好农产品质量。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让农业经营变得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务农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