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党的十八大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2012年12月下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必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努力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外交定下的基调。在又一个新的十年开启之际，从这句提纲挈领的话出发，思考新时期中国外交应有的风格和作为，是谋划未来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过去十年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十年，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中国复兴的有力脉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咬定“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是解决全球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领导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正确处理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维护了民族复兴事业的有利外部环境。
今后十年，将是全球各种变化更突出、挑战更集中的十年，同时也是中国真正成长为伟大的全球性大国至为关键的阶段。当中国再次站到改革潮头，举国唱响改革主旋律，外交的任务更加艰巨、作用进一步上升，中国外交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基本方向，体认中国国情国力发展趋势，同样唱响改革主旋律，在诸多问题上拿出“破题”的勇气、韬略和行动，以不仅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发展，也更有力地促进中国的改革发展。
新时期中国外交所要“破”的题，一是如何更有效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明确界定国家核心利益，是近些年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成果之一。正如《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阐明的，“核心利益”就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涉及国家战略全局、发展方向的重大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以及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无论国家处在什么发展阶段，面对怎样的内外环境，外交的首要任务都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核心利益的多重性、广泛性为主要大国所仅见。中国处在最终实现民族复兴前的十分关键、特殊阶段，当前最重要的是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势”，所从事的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这个“势”。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积累，外交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必须兼顾的因素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多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盘的战略、综合的手段、统筹的意识。应谨防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教条化、简单化，将某一方面的核心利益与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相割裂甚至对立，谨防将有关政策选择狭义理解为“软”与“硬”的手段抉择，逞一时之强、图一时之快。
2012年中国对黄岩岛、钓鱼岛争端升温的应对可圈可点。面对菲律宾、日本的挑衅，中方依托军事保障和人民支持，综合运用外交交涉、政治磋商、法理钳制、舆论斗争和常态化海上执法等手段进行维权，掌握了形势变化的主动。如果一定要通过这两场仍在进行的斗争归纳总结出新时期中国处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所应循蹈的“模式”，那就是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坚持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向，但绝不惧怕使用武力，绝不会在对手挑衅之下气短手软，对手越是挑衅，中方的维权斗争就越直接、越密集、越有力，手中的主动权就越多，形势离转折就越近。
新时期中国外交所要“破”的题，二是如何更有利地开展周边外交。
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是立足亚洲的，中国外交旨在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作为”首先应体现在周边。过去若干年的中国周边外交，是开拓创新、成果丰硕的外交，已成功构筑起“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格局。近两年，邻国对中国强大后的对外政策走向产生新的不安，美国调整亚太战略、加紧“重返亚洲”搅动地区内部矛盾，形势之变要求中国的周边外交做出新调整、进行新开拓。
调整和开拓应致力于深化经济外交，强化安全投入，并在经济和安全手段之间取得大体平衡，最终让周边国家对中国放心、安心、会心，让睦邻合作在各个层次和领域达致真正意义的互利共赢。为此，应加强产业、能源合作，推进“互联互通”，继续扶持人民币国际化和货币互换安排在周边的实施，进一步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繁荣、金融稳定共享面和危机预防合作。大力增加对地区传统、非传统安全协作的投入，积极开展针对地区热点问题的预防外交和针对地区难点问题的斡旋外交，旗帜鲜明地反对、遏制一些国家损害地区和平稳定共同福祉的倒行逆施，增强在安全领域向周边和亚太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和能力。
“互联互通”对今后十年的中国周边外交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它不应被狭隘理解为“输血”、“供氧”、“收买人心”，而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做的事，是为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民之间在更高层次上、更广范围内进行市场、社会、文化的交换与交流活动提供更为坚实、畅快、稳定的平台，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共同抬升。
避开领土海洋争端谈周边外交是不切实际的。回到此话题上来，中国在这方面同样可以有所开拓、有所创新。一个稳定的南海局势符合南海周边各国共同利益。一方面坚决反对损害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为，一方面积极创造有利于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气氛，是中国政府都要“硬”的两手。《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已达成逾十年，为稳定南海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关方面应共同努力为按照宣言精神实质性商谈“南海行为准则”积累条件。南海共同开发也需迈出实质步伐，它可以涉及油气、海洋气象、渔业、旅游等诸多方面，先易后难、双多边并行。
新时期中国外交所要“破”的题，三是如何更精妙地进行全球布局。
中国正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快速成长为全球性大国，在很多方面已是全球性大国，这决定了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应以动态而不是默守成规的方式坚持全方位、不结盟、多元化。同时需要认识到，全球布局首先基于能力，而非首先基于意图。任何过度强调意图而背离国情、超越能力、摒弃原则进行的谋子布局都可能导致战略失误甚至失败。
中国是陆海两栖国家，海上当面有两道“岛链”的军事安全封锁，陆上当面则是错综复杂的边疆态势。但换个角度看，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各个方向上都有重要影响，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以东亚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为主要支柱，形成中国特色的地缘辐射战略。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建设海洋强国”目标，要求外交“基陆向海”，大力加强维护海洋权益、提升海洋合作、促进海洋安全的工作，同时把握好陆海平衡和互促，不能唯“海权”是图。
中国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的利益趋同面在扩大。这种利益多元化的趋势不应是中国外交的负担，而可成为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促进因素。凭借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新钻国家”内的特殊影响，中国完全可以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广泛领域作发展中国家普遍利益的维护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合理主张和要求的协调者。这种在东西之间、南北之间既是引领又是桥梁的独特地位，是中国全球大国作用的重要基础。
不结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要承诺和实践。不结盟不等于没朋友，中国也做不到孤独地崛起。秉承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协商一致、平等互惠的原则，弘扬和平、民主、民生的普遍价值，排除大国沙文主义、极端民粹主义干扰，广交、深交朋友，在共识问题上施互助，在分歧问题上作诤友，应是新时期中国不结盟政策的内涵。
新时期中国外交所要“破”的题，四是如何更稳健地发展中美关系。
美国既是中国主要战略对手，也是中国重要的发展伙伴。在长期打交道过程中，两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的“竞合”关系。“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这种认识在中国的发展尚未对美国在关键领域的全球“老大”地位构成实质挑战之时是恰当的，但在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历史性转变且美国已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现实竞争对手的当口，需做进一步思考。
中美一个是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大国，一个是竭力维护“全球领导地位”的唯一超级大国，两国的立国基础、国家价值有重大差异，在亚太地区存在矛盾，彼此关系在某一个领域处理不慎、操作不精，相互意图沟通不畅、解读有偏，完全可能诱发“滚雪球”效应，扩大、演化为战略对抗和正面冲突。
但另一方面，中美利益交融之深厚、合作之广泛，对全球化的共同参与和引领之显著，在大国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国差异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放大，也没有哪对关系像中美关系这样受到国内政治因素如此之多的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余地还很大，处理好了可以共同塑造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未来。
处理中美关系当然不能搞“历史宿命论”和“简单重复论”，但吸取过往教训是必要的。中美有必要超越相互妖魔化的情绪，美国更应超越建立在“均势”、“制衡”基础上的惯性思维，避免将对华政策的调整建立在单方面揣测中方战略意图的基础上。
中美领导层及学术界主流已就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过去几年两国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努力为此进行了必要铺垫，提供了有益基础。这个基础不进则退，需要不断巩固、加强和拓展。有关措施至少应包括：保持必要且形式灵活的高层接触密度，发展多层级、宽领域、全覆盖的对话磋商体系，确保内容大于形式、落实紧随共识，对亚太利益协调、海上战略意图、公平市场准入、地区热点安排等议题的讨论在程度、深度上与其重要性、紧迫性相符合。用好文、军职现有渠道，完善军事安全领域的分歧管控、危机管理机制，使之快速、便捷、畅通。做大做强双边各领域交流合作的蛋糕，加强旨在改革、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以及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协调。坚持用平等协商、非政治化的方式，就事论事地处理经贸等领域的分歧和摩擦。
时代在变，新时期中美关系不需要戏剧性的起伏波动，而应有互利、共赢、稳定、可期的内核。未来五至十年是中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期，也是两国根据自身实力地位、国际格局和全球化进程发展变化进行战略、策略调适的关键期，自然也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期。双方要有足够的紧迫意识，进行良性的战略互动，以实际行动诠释“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证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
新时期中国外交所要“破”的题，五是如何确立深厚的“民本外交”格局。
民众的关心对外交是激励、是鞭策、是促进。“外交为民”的探索和实践在过去十年取得大发展，是中国公民对外交往日趋活跃的客观形势使然，也是外交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应民众扩大国事知情权、参与权的要求使然。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和民智进一步觉醒，这样的趋势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民本外交”在新时期的新作为应具体表现在：更为及时、有力地维护中国公民在海内外的涉外正当合理权益，并将这项工作与外交战略、政策的总体、阶段、局部目标更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民众开展更加主动、直接的对话，广泛、真切地倾听民众的声音，在外交操作中充分体现合理的民意，同时引导民众正确、全面理解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利益及维护利益所应采取的手段；对内对外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外交，将民众力量切实纳入外交操作体系，把民众意愿切实转化为中国外交的正能量。
“民本外交”也应体现在外交人才的培养、吸收和使用上，通过进一步的自我制度改革拒绝平庸，把最有志、最可靠、最聪明的人吸收到外交队伍当中来。也要大力培育、发展外交智库，形成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制度，将外交操作和民智贡献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外交即将开启新的十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必须坚持和平发展”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新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再次宣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外交必须时时高举的旗帜，而在这面旗帜下适应中国自身实力地位和国际形势变化进行的外交理念、手段、风格之调整和变革势在必行。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阐释中国面临的机遇时指出，”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事实上，这样的“倒逼”在外交领域同样清晰可见。中国外交的辉煌过去必将在中国崛起、世界变革的宽广舞台上转化为更加辉煌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