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者的“低收入心态”
物价不断攀高导致不少人“囊中羞涩”，这不仅带来了居民消费数量、层次的下降以及消费方式的变化，而且可能使中产阶层减少，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本刊记者已经感受到了不少细微变化。
居民日常性消费行为趋向“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对广东地区2000多名居民的抽样调查发现，高达八成受访居民预期2011全年当地物价“明显上涨”或“有所上涨”。其中，预期“明显上涨”的较2009年大幅上升近20个百分点，高达63.9%的人表示有打算压缩日常消费支出。
教育学习等素质提升消费及文化、娱乐等发展型消费行为受到抑制。在广州一家物流公司工作的魏光告诉本刊记者，他月工资3000多元，因为英语比较差，他曾参加过一些培训班，以提高自己的英语，但近几个月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花销，已无财力去承担培训费。蔡文雅也有同感，“物价上涨之前每个月能余下1000元左右去旅行。现在这点结余都被涨价‘吃’掉了。”
购买力下降导致中产阶层消费方式发生新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网购和团购的日渐流行。现在，许多城市白领不得不放下身段，像街坊大妈那样光顾地摊、流动摊贩。
“物价上涨造成的生存环境变化还带来了心态失衡问题。”研究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城市白领一族原来属于对价格不太敏感的群体，然而本轮物价上涨却引发了他们焦虑、悲观、失望等负面情绪，“尤其是其家庭收支链十分脆弱，‘月光族’、‘负翁’十分普遍，其心态动荡暗藏重重隐忧，甚至造成其安全感缺失、被剥夺感加重、价值观改变。”
寻找“负收益时代”安全感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今年以来，随着居民消费物价持续上涨，银行存款已进入负收益时代。而当前城市白领经济状况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手停口停”：工作时高收入，一离职颗粒无收。职场竞争激烈，稍一松懈很容易被后起之秀甩下，智力、体力严重透支。
比如，许多人的奋斗目标是在多少岁前实现“财务自由”：挣够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的钱，轻松洒脱地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但高收入养成的高品质生活习惯，一旦遭遇政策变化、通胀等不确定因素，大部分人很难找到“无忧感”，也就找不到“够”的感觉，从而对“以辛勤劳动换幸福生活”的价值观产生怀疑。
36岁的叶石健是广州一家美资建筑设计公司的设计总监，税前年收入50万元。让人意外的是，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也不感到轻松，“个税调整，我们是加税对象。每月个税8000元，辛辛苦苦，两三成收入交了税。接下来可能实施的房产税、遗产税，对富人来说无关痛痒，实实在在承受负担的是白领。”
事实上，城市白领是通胀造成个人财产缩水的“重灾区”。为了应对通胀，让个人财产保值增值，白领冲杀在各种投资理财领域，炒股、买分红型保险、买银行理财产品但近两年来，股市行情如“过山车”，个人资产找不到“避风港”，可以说是“不投资理财，存银行看着贬值心慌；投资理财，看着市场行情涨涨跌跌心更慌”。
叶石健说：“物价上涨对白领造成的压力，与其说是经济层面的，不如说是心理层面的。就是一种被剥夺感，一股莫名的愤怒，觉得这种被剥夺是政策造成的。经济政策不稳定，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广东地区民众对“物价水平”的不满意度已经从2002年的18.9%上升至67%，9年之内增加了48个百分点。
物价上涨使白领群体深感压力的同时，其价值观也受到冲击，薪酬成了白领择业的最重要取向。王昱从中山大学计算机系毕业3年，已换了5次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换工作只是为了更高的薪酬。会仅仅为了多一千元的月薪而跳槽。”
与此同时，出国移民成为白领讨论较多的话题。许静原在广州一家媒体工作，现已辞职，正在办理出国移民手续。她向本刊记者表示，“物价上涨，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刚刚初步积累财富的白领群体，还没来得及享受幸福，又要应对高物价的压力。国外有很多保护白领的举措，出国可能是我们过上轻松幸福生活的出路。”近年来，国外移民机构也瞄准中国这个精英层面，尤其是今年以来，手机上的移民信息多过房地产信息。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认为，社会的惯性更加容易支持最底层的民众，而城市白领的利益不容易获得社会同情，其所面临的困难容易被忽视。因此，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提低扩中限高”是我国调整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国家应重视城市白领层面的心态变化。”
他建议，可适当考虑加大对白领阶层的跟踪关注和调研，梳理当前白领阶层的心理状态和已经出台的各种调控措施及其对白领阶层的影响，积极疏导负面情绪，并在未来出台有关调控政策时，将政策对中产白领阶层的影响纳入考量，避免出现政策“误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