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妈妈
35岁的韦莉说自己是在“无奈”之中当上的“虎妈”。过去，她的信条一直是“孩子的发展应顺其自然，事事不该强求”——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并没有让他像其他很多小朋友那样上“学前智力班”或学英语。可儿子上小学不久，“差距”就显露出来了：语文得了96分（百分制），算术97，“我和他爸还挺得意，谁知一开家长会，我们全‘傻’了——全年级考试平均分是98……别的同学都上过各种‘班’！”从此，她又不得不违背多年的信条，下狠心不再让儿子像以往那样“瞎玩儿”。“真是没办法啊，为了孩子的前途似乎只能如此！”
她的一位同龄人余晨晔也承认自己“是虎妈”——不给孩子“不努力”的机会，但随之补充道：曾经。
“我就像是一杯人人都可以舀上一匙儿的冰淇淋，老师家长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学习与未来的名义占用我的时间。”她12岁的儿子岑程回忆“曾经”：自己总被告之“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其实也就是学书本知识，提前备战小升初、中考、高考），以至于不得不“学会放弃”，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他很怀念“小时候”与邻居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光。
很快，他的注意力就不那么容易集中了，甚至老觉得“不舒服”。医院的诊断结果却是——身体无任何疾病。再问心理大夫，得到的说法是：原因其实很简单——压力。“感到压力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但现在不少孩子无法承受或处理来自多方的期望与要求，而导致心理问题。”
“我们当然也心疼孩子，严格甚至苛刻要求，原本是为了给儿子日后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想让他的童年丰富、充实而有意义。”余晨晔表示，她和丈夫早已吸取教训，孩子的身体和心理都“恢复健康”了。
可是，随着年级的增长，来自学校的课业负担又在威胁着孩子的健康。尽管在本世纪初的2000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下发了“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而更早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界就针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概念，呼吁建立全面、科学而人性的人才标准与人生标准，以培养更全面、更有创造力的一代新人。但两者推行的难度却处处显现。
一些家长误解了“素质教育”的含义，或还是以将来升学、加分有好处为出发点，或使自家的“小皇帝”真正成为“人精儿”而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让孩子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依然是学学学，忽视的恰恰是‘素质’本意，使孩子更没了自己的时间，只得疲于奔命。”周六在北京西三旗一所小学门口等学美术的女儿回家的妈妈余霞（化名）说。每个周日，她还要开车1个半小时送孩子学钢琴。“我倒不想让闺女成为‘钢琴王子’郎朗，也不会像胡丁琦（曾在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获4项冠军及两项亚军）的父亲那样3年里打孩子（5到8岁时）近400个耳光，把她逼成‘钢琴女孩儿’，可我也是够‘严苛’的——孩子正不得不依父母的意志前行，在规划的框框里成长。”
同样送孩子上钢琴课的母亲程伊在一所大学的系办公室工作，她很想找到一本报道中介绍的名为《成长》的杂志给孩子看，“它得到北京教委的支持，可以看作代表政府认可的观点，我惊讶的是，这本期刊倡导‘玩乐’过寒假——让孩子们尽情玩吧！”10年前，提到“玩”一词，众多家长的反应是：可别“玩物丧志”，忘了学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嘀咕：“我的孩子不玩了！”
“我们中国的教育传统正在回归，或者说正在被继承与发扬，虽然挺艰难，但效果已经很明显。”10年前中国文学硕士毕业嫁到北京的程伊曾是上海人，她欣喜地举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去年底正式公布的第4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调查结果，根据其技术标准要求，上海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代表全市各类中学约10万名15岁在校生参加测试，结果在阅读、数学和科学3项素养评价中均排在第一位。“美国《时代》周刊网站说，可以从中借鉴的是：上海的教育部门摒弃了针对少数精英的重点教育模式，采取了一种兼容的教育体制；大规模地提高教师的待遇和培训投入；减少了死记硬背的教学内容，注重在课堂上开展各种解决问题的教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