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在15至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
长期以来，中国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制度。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教育发展程度也出现了很大的地区差异，而且这种差距正在呈扩大的趋势。
民进中央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1995年到2002年，经济发达的东部3市（北京、天津、上海）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5省区（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3.23倍扩大到了3.85倍，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2.65倍扩大到了3.39倍。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在中国现有的8500万名文盲半文盲中， 3/4以上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
如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个地区，优质公共教育资源也失去了公平性内核。在应试教育体制下，一些地方为了提高升学率，在中小学教育领域人为地划分“重点学校”、“重点班”，把最充足的教育经费、优质的师资和设备集中投放到这几个学校。
为了控制生源，这些“重点学校”、“重点班”只得用过高的分数线来设置门槛。如果达不到分数线，就必须交纳普通家庭根本难以承受的择校费。例如，重庆市（位于西南地区的直辖市）八中的择校费的起步价是3.5万元，这相当于当地一个工薪阶层的年总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家长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只能通过各种门路走关系。
一项对北京、重庆等十城市高中教育公平状况的调查显示：占人口不过10％的党政干部、高中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占去了被调查重点高中42％的名额，在北京市，这一比例更高达57％。
在开放社会中，人们能够在不同阶层中垂直流动，这种流动性是社会活力的源泉，也是公平效率的保证。“教育不公平，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的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北京《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认为，要让人们在社会流动中实现公平正义，最根本的是要实现教育公平。
可幸的是，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缩小教育体制中人为制造的不公平“鸿沟”。 从大的宏观政策来说，中国在2006年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政策文件中规定：“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自2006年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之后,2007年这一政策将在中国所有农村地区实行；中央和省级政府更多地承担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不得设置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作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一项具体举措，今年以来，很多地方政府相继推出了城乡教师交流制度。
2006年10月1 0日，东北地区沈阳市的52所优质学校迎来了千名农村学校教师。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这些教师将和城区教师一道参加学习研讨，还将见习授课，并接受名师一对一的指导与培训。
2006年9月新学期开始后，中部地区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启动了第一轮为期1年的城乡教师岗位互换项目，要求城市的教师到农村去，农村的教师到城市来，共有646名城乡教师交流换岗。郑州市教育局局长司福亭表示，从2006年起，郑州市将在5年内实现所有城市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1年，力争早日实现一定区域内城乡教师均衡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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