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叶兴贵和妻子陈香总是愁眉不展。他们曾经是农民，从安徽老家到北京打工已有3年，虽然烦心事不断，但都远没有这次“十万火急”--7岁女儿叶儿就读的民工子弟学校租赁期到了，被“勒令”搬走，但却还没有找到新址。这已是这所民办学校第4次面临迁址的命运，而且越搬越远离城市……“耽误什么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啊！”叶兴贵带着哭腔说道。

去年6月，叶兴贵夫妇把叶儿从老家接到北京，好让闺女受“城里人的教育”。他们向暂住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得到了“在京借读批准书”。可是，公立学校收费太高--尽管北京市政府在2004年已做出决定，逐步取消了来京务工农民子女在当地公办中小学的“借读费”，但具体到一些学校，除了学费以外，家长还被要求交一些费用，甚至是“赞助费”。“呼家楼一所小学要我们‘贡献’2万元人民币，才能让叶儿入学。”这对在建筑队当“泥瓦匠”的叶兴贵和在别人家当“小时工”的陈香来说，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儿”。而相比之下，民工子弟学校收费就低得多。谁知，离叶兴贵工地近的这类学校都招满生了。最后，经过多方打听和老乡介绍，叶儿终于成了一所离他们住地10公里远的学校的小学生。为了省钱，她来回走着上学。“只要能读书，这没啥。”懂事的叶儿说。

寒假里，叶儿焦急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小小“课桌”。与其他农民工子女一样，她面临着5种选择：就读于民办、私办学校或农民工自办的学校，在公办学校里借读，回到老家而成为“留守儿童”，还有最坏的情况----辍学。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目前在中国城乡之间，流动着1亿多进城务工的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10%左右，在他们身后，跟有数万未成年的子女，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这其中6至14岁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近700万。应该说，为他们上学问题操心的不仅仅是家长们。

多方努力

 受户籍制度影响，农民工因其农村户口而在接受教育、享受社会福利和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其它权利方面不时会遭遇不公。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变。

中国《义务教育法》要求所有适龄儿童少年都能入学，中央政府的政策也非常明确--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由流入地政府负责，学校以公办学校为主。2003年9月，国务院提出，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对接收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去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做每年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又首次提出“认真解决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上学的问题。”

现在，大约有30万适龄农民工子女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其中70%就读于公立中小学。北京市财政不断拨出专款，用于支持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较多、财政相对困难的区、县。据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孙勇介绍，目前大兴区将近3万名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需要就读，“为此我们从2003年开始，每年投入2000多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为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补贴经费。”

在上海30万农民工子弟中，虽然只有大约1／3上的是公办学校，但市政府已经承诺将帮助提高这一数字。

在浙江省，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费用允许按月分期付款或暂时拖欠部分款项，特别困难的学生，减免部分或全部费用，中途转学的，按实际就学时间返还部分学费。

该省城市绍兴把市区的15所中小学的大门完全向民工子女敞开，同时以近乎强硬的口吻规定：各施教区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符合入学条件的流动人口中的义务教育对象。类似“国民待遇”的政策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尽管许多地方与部门付出了努力，但“财政困难”也还是成为排斥农民工子女顺利入学的一个常见理由。而事实上，公办学校接收外来农民工子弟越多，地方财政压力越大，也确是绕不过的难题。北京朝阳区教育委员会社会力量办学科邱旭生科长表示，作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主要渠道，公立学校从校舍、师资、经费、教学等方面都面临很大压力，已经超过了区域公共教育的承载能力。“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校舍不足成为公立学校面临的最大瓶颈，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新建和扩建校舍难度很大，一些农村学校尤其是乡中心校面临巨大的入学压力；在城市地区由于本地生源下降，虽然个别学校出现了教育资源闲置的情况，但由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一般按照就近原则入学，因此‘远水不解近渴’，实际上全区范围内公立学校的接收能力已达到相对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