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在培养阶段
“中国跳水赢在培养阶段。”这支中国“梦之队”的领队、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周继红说，培养一个运动员是一个阶段，“刚好我们这个阶段比较整齐。”
事实上，中国游泳队日渐强盛也得益于“培养阶段”，或者说，归功于一个代号“119”的工程。
奥运会上，游泳、田径和水上运动（赛艇、皮划艇、帆船帆板、水上摩托等）3个大项加起来共119块金牌，这些却是中国队的短板与荒漠，而以119块金牌数命名的工程，显然就是针对于此的。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游泳队未拿到一块金牌，在这样的背景下，119工程悄然启动。
“119”恰好是中国的火警电话，对此，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现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表示，“119具有警示作用。”2001年，他带着夺金任务走马上任。而国家体育总局从来没有正式出台过“119工程”的相关文件，更没有主动对外宣传过。只是在雅典奥运会中国选手拿到水上项目第一块金牌（皮划艇）、尤其是刘翔历史性勇夺110米栏冠军头衔、中国第一次位居奥运金牌榜第二位、第一次将夺金项目拓展到13个大项之后，人们才开始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工程的存在。
在2000年，中国皮划艇队只有一人争得参赛悉尼奥运会的资格，最后也没有去成。4年后便在雅典获得金牌，“这足以说明，对一个落后项目来说，只要训练对头，就能在短时间内攀登世界最高峰。”该队领队刘爱杰说道。
据韦迪介绍，从2001年开始，按照“119计划”，国家对水上中心运动管理每年的经费投入增长近1倍，达到2000万元人民币，政府还特批了300万元的器材购置费和100万元的出访竞赛费用，“这对水上项目而言无疑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不缺钱，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国家队的建设和训练，包括给他们的津贴。”时任田径管理中心主任的罗毅超说。
集中训练是这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国家游泳管理中心重新组建了一支固定的常设国家队。当时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桦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形式，国家对游泳项目的投入才能够最集中在国家队这个实体上，才能把举国体制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他所提到的“举国体制”，确实行之有效地保障了中国持续培养出体育人才与运动员精英，让国人不断品尝金牌与胜利的滋味、享受到国家和民族的荣誉感与自豪感。在国家财力匮乏的时代，“求金若渴”的中国人以这一体制打造金牌战略，以偏门项目切入奥运，到如今，三大项也都已破冰。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的说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使自己的竞技体育具备较高的水平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组织和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
仍然被很多专家看作适合中国国情的举国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资源约束的双重背景下，由政府调控、国家包办与“买单”（负全责、投入巨资），形成了“一条龙”、“三级网”的流水线--教练通过与幼儿园、小学老师建立联系、挑选有潜质的孩子吸收到业余体校，经过封闭或半封闭的训练与优胜劣汰的竞争，佼佼者逐步升入地方运动队直至国家队，常年进行专业训练，包括出国比赛等一切费用基本上均由国家承担，运动员们个人不需要做大的投资以及冒什么风险。
“具体地讲，举国体制就是国家要承担运动员的系统训练，使得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省级青年队、省队、国家青年队和国家队等梯级训练系统完整化、正常运作，这样才能确保后备人才。”曾先后担任过12年中国奥委会秘书长的现任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魏纪中说。
随着孙杨、叶诗文在伦敦的“惊艳”，他们的母校——被誉为“泳坛世界冠军摇篮”的杭州陈经纶体校再次引人瞩目。
每年，这所体校的老师都会跑遍杭州近200多个幼儿园，从中选出800多名身长手大、有潜质的娃娃，给他们集中培训后，从中选取150名左右的苗子开始正规训练。
在陈经纶体校，6岁的孩子每天要游5000米到6000米，“这在别的业余队是无法想象的。”副校长柏自悦认为，大运动量有氧训练是提高小选手能力的关键。而孙杨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的基本功和“有氧”底子。
“明星效应也不可忽视，在孙杨等成名后，越来越多的家长都送小孩子来学游泳，这样我们的选材范围一下子大了很多。选材范围大，成才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一些。”
叶诗文6岁时便受幼儿园老师推荐，进到陈经纶体校开始学游泳。她父母同意的原因倒很简单——在西湖划船时可以“更安全”。据启蒙教练魏巍回忆，叶诗文从小力量就很好，水感各方面也很好，学习动作也快，不到一年时间，便已经熟练掌握了四种泳姿。5年多的时间里，她在魏教练的指导下几乎拿遍了所有该拿的冠军，11岁时，顺利进入浙江省游泳队，成为国家队的后备力量。
目前陈经纶体校游泳班每天保持350人左右的训练人数，他们都是6—13岁的少年儿童，平时利用傍晚来训练，寒暑假则是上下午训练，属于业余性质。“正是这种业余性质让家长没有了后顾之忧。”校党委书记徐桐浩说，按照一般的运动队性质，选手进了队，在文化课上肯定会有所放松，这让很多家长担心，毕竟如果成不了材，以后的发展会很困难。“而我们这里，小孩子是辛苦些，每天课后都要来训练，但这是在没有影响文化课的情况下，他们如果以后升不了省队，还可以选择读初中，对学习没多大影响。”
“要特别感谢家长，没有他们的坚持与支持，‘陈经纶’出不了这么多人才。”杭州市体育局局长赵荣福还介绍说，该城市目前注册在案的小游泳选手就有上千人。“良好的群众基础为选材提供了方便，在系统而专业的训练下，越来越多的好苗子得以培养并向外输送。”
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至今，中国游泳队已组织过6次全国范围的青少年集训，“每次有大约100至2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中国游泳队领队许琦说。
举国体制可以专门在冷僻的项目上投资，举重，摔跤和柔道等群众基础比较差的项目也能够靠它，把运动员们集中到一起训练、参赛更有利于成绩的提高。中国队在北京和伦敦都拿到奥运会蹦床比赛冠军，也被看作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的一个成功案例。这个项目2000年进入奥运会，那时中国还没有。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全国展开大集训，从有相似性的项目选择转型过来的运动员进行培养，后来又成立集训中心，仅仅用了10年左右时间就培养出何雯娜等奥运冠军。
“我是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碰到了这么一个好的政策。”去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李娜曾对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如是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该中心做出决定，允许国家队队员“单飞”，李娜、彭帅、郑洁等名将都各自组建了自己的团队。这其中李娜最为成功。在她看来，网球很适合个人，但举国体制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即便单飞，网管中心的团队也并未远离，法网比赛期间，他们专为李娜等选手服务，国家队总教练蒋宏伟也到了巴黎。
2005年4月6日，17岁的丁俊晖击败了“台球皇帝”斯蒂芬·亨德利(Stephen Hendry），成为首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冠军。随之，其成长模式成为热门话题——因为他的成功并非举国体制运行模式的产物，而是家长自费栽培、海外深造与自力更生、风险完全自担的结果。对于这种在国外不算新鲜的模式，有人称“赌博”，更有人看作未来体育人才（至少是非奥运项目）的培养方向。
举国体制下，各种形式的“变体”也在增加。清华大学就有自己的射击队，甚至国家射击队总教练王义夫也曾是这支校队的总教头。而本届奥运会首金获得者易思玲便是清华经济管理学院2011级学生。在伦敦为中国男花实现金牌零突破的年轻剑客雷声，正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
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羽毛球的发展也和其它项目一样，在举国体制的框架下被铸造成“巨无霸”。然而此次，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不会想到，撼动其无敌军团的不是来自对手，却是一场为最终的金牌而进行的“消极”比赛。而花纳税人的钱“买”金牌、“金字塔模式”让大部分处于塔底端的运动员早早成为社会“废柴”，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唯金牌论”与奥林匹克精神、竞争与道德以及各方利益的冲突，也波及到举国体制。
在奥运会夺取冠军几乎是每个运动员在其竞技项目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为国家、为代表团和父母增光，金牌能让自己的项目扩大知名度，也许还能吸引赞助商，中国奥运冠军还会寻思着——是被保送北大呢，还是上清华？
普通大众在关注金牌榜的同时，似乎更关心一些与金牌不直接相关的话题，如对运动员训练是否合情、体育机制是否合理，等等，奥运正成为社会新闻和纯粹的“体育新闻”。
刘翔本届再次因伤而败，网民们的“嘘声”比4年前更少，相反，安慰、敬佩的留言不断。而在本次奥运开幕后的第三天，有中国专栏作者就调侃地指出，今天哪家媒体不安慰一声“败亦英雄”，恐怕都不好意思出版。
中国民众“奥运观”、“金牌观”的转向，也是社会大环境变化的一面镜子。有专家认为，在经历了多年快速发展，做出很多牺牲，又看到发展所带来的不公时，很多人开始置疑“GDP至上”，社会也在急速修正对运动员价值的衡量标准。运动员的“GDP”就是金牌数，因此有的选手得到银牌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又丢了一块金牌！”好在这样的情形正遭遇挑战而逐步改变。
“现在的竞技体育，包括全球最大的体育活动奥林匹克竞技体育已经异化了，很多学者都在反思，都在批判。”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运动与体育社会学教研室主任黄亚玲认为，如果追求竞技体育强国，北京奥运会已经表明，最有利的保障就是举国体制。“而体育使国家强盛，打破竞技体育为主的发展模式，让体育落实到以人为本的发展之路，就必须改革现行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