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灾害的国家，往往与中国地理距离遥远。很显然，保证“速度”既是必须的，也是一大难题。为此，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表示，中国已建立起比较成熟的应急反应机制，一旦发生地震，会迅速与受灾国政府及相关国际组织取得联系。“如果受灾国政府同意我们前往救援，我们马上做两件事：一是集结队伍，根据灾情定出队伍规模，拿出名单，同时，我们平时储备的各种物资设备也很快被调运到机场；二是办理出队手续。我们与民航、公安、海关、外交、商务等部门建立了协调机制，各项事情可以同时调度或办理。有很多时候是总理一批示，救援队员就已经登上飞机，速度非常快。”他以巴基斯坦地震救援为例，“中国队从人员集结到飞机在巴基斯坦落地，用了不到24个小时，用实际行动树立中国负责任国家形象。”
和死神赛跑需要速度，“适应”同样也须如此。曾经，救援队执行任务归来，有些队员睡觉老做噩梦，时常半夜惊醒；还有的队员夜里上去厕所也得叫人陪着。其实，每个招进来的队员不仅要测试体能，也会测试心理素质。“目前，部队兵员独生子女占多数，需要进一步的心理与承受能力强化训练。”刘向阳说。
强化训练于太平间（搬尸）和坟场（摸黑找“东西”）里展开。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PL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教授带着心理测试装备和仪器来到团队，对救援官兵进行“体检”，结果90%以上的官兵心理反应良好。
赶到“前线”，队员们突然觉得太平间和坟地里的训练实在是一件太轻松、太容易的事儿了，“现场的情况完全不是那样，尸体高度腐烂的味道是很反胃的。”
“真正合格的救援队员都得从真正的救援过程中成长起来。”老队员卢杰说。这位曾在国际国内行动中营救出很多幸存者的队中骨干，2006年服役期限届满退伍后被录用为国家地震救援训练基地的第一批专业教官。“我们每个队员都要经历这样的心理历程：从一开始的兴奋、惊慌、哀伤到如今平静地投入每一次救援。”
几乎每位队员，在进行第一次救援时，往往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不是因为恐惧，而是激动、兴奋、跃跃欲试——练就的一身本领，总算找到了机会。“尤其是国际救援，大家花很长时间才能到灾区，而这个过程中很多的休息时间都被浪费掉了，等到真正要去救援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已经很累了。”卢杰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之后队员们都有了经验：一上飞机便睡觉，不到现场，没有需要，就不睁眼，“一到现场立马头脑清醒，展开判断和救援工作。”
不过，连续不停的救援过程中，与他们为伴的大都是极度亢奋与疲劳。“我们的队员要同时具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心理。”曾“总领队”救援行动的原中国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长、现任成都市常务副市长的黄建发解释说，一方面，队员们必须具有极大的温情和同情心，才能够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一次又一次地去解救那些灾害中的陌生人；而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有一个冷静，甚至冷酷的头脑，以便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很多能力，都是到了现场才被逼出来的。”训练基地高级教官步兵说，“救援工作对人的要求很高，不光要胆大心细、好的体力，具备救援技巧，还要会协调、沟通——用英语或‘手语’，而语言并不是唯一的途径，不时还要打个手势或画一张图。”这位中国地质大学品学兼优的硕士生毕业时，不愁没人要，其同学大都去了国土资源部之类的“热门”单位，要不就是进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CNPC）、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Sinopec Group）之类的大型国有企业，轻松、钱又多，可偏偏步兵跑到地震局，非要加入救援队，同学们有些不解：“那里都是受过训练的军人，又苦又危险，你去做什么？……”而进救援队没多久，他接到了博士录取通知书，为难之时，救援队破格允许边读博、边上班。“我们不仅需要军人，也需要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卢杰介绍说，在训练基地，有当兵出身的，也有技术岗位来的，“这几年，步博士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也成为了吸收的对象。”
步博士的第一次任务是今年2月份的新西兰地震救援。“没人顾得上想太多或有‘多余的情绪’，救人是第一位的。”他回忆说，只是等停下手头的工作，看到生还者或死者家属，所有的情感才会爆发出来。
就在他与战友从新西兰救援归国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时，另一批队友与之擦身而过——前往日本地震灾区。这是中国国际救援队救援历程中面临次生灾害最多、危险最大的一次：余震、海啸、核泄、风沙、雨雪冰冻，等等。他们是第一支抵达大船渡的国际救援队，也是最后一支离开那里的队伍。
“我觉得救援不像自己当初想象得那么简单，这项工作要求的实在是太多了。”步兵说，“觉得自己不足，回国后还要继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