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 在希腊首都雅典市中心, 抗议者高呼口号，反对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政策。
世界经济正处于全球化时代以来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危机中，在对这场危机进行反思时，如何加强金融监管或者如何平衡世界经济等等都不应当成为最终的结论。当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债台高筑、实体经济乏善可陈之时，就应当深入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去探求危机的根源。如果认定危机所反映出来的是结构性问题，那就意味着是现有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当前危机是发展模式的危机。
全球化时代发展模式的比较与竞争
自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大行其道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蔓延并最终拖累美国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难辞其咎。英美两国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不约而同地以减少政府干预、鼓励市场竞争、放松管制以推动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为政策导向，极大地释放出市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带动了经济增长，缔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段辉煌。但不加约束的市场导向很快就陷入市场至上、股东利益优先的自由放任状态。在美国，当金融业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份额从20年前的5％上升到高峰时期的40％时，美国社会被裹挟进一场以“金融创新”为名的致富狂热之中。在金融集团巨大的政治游说攻势下，美国政府和议会都利令智昏，不仅原有的金融管制法案被推翻，政府也将其对金融政策由“控制风险”转向“推动金融业发展”，政府监管者与金融业之间的关系由对立转向为合作、由制约转向放任。金融势力一步步地“劫持”了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最终酿成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危机。
欧洲的德国和多数欧洲莱茵河沿岸国家则追求“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强调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利用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社会与市场、增长与分配、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某种平衡。尽管文化背景不同，经济腾飞后的日本也被划入这种模式之中。莱茵模式是欧洲工业化过程中残酷的劳资斗争的历史结果，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和担责来试图对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做出某种修正。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缔造了欧洲的富足和相对和谐，欧洲人也以“优越”的生活方式为傲。但逻辑上的完美在现实中则可能承担巨大的道德风险：一国之内可以通过国家的二次分配来靠辛勤者养活懒惰者，但在欧元区之内则很难要求德国去“养活”希腊。而且在西方选举政治的窠臼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在“民意”的裹挟下很难维持，政客们为迎合“民意”往往通过透支财政来推高福利，造成市场僵化和增长动力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希腊政府在财政状况危如累卵之时，仍要靠“全民公决”来“做主”，就表现出这种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扭曲而致失衡的状况。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出口导向为特征“东亚模式”是对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是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发展模式创新。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显示了东方社会对西方经验的成功借鉴和转化，更为中国这一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发展经济提供了外部条件和动力。
发展模式比较与竞争的中国意义
发展模式是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历史、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发展方向、体制结构、思维和行为方式。它涉及发展战略、政经结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社会体制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同时又对未来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它既具有地域性也具有全球性，其封闭性和开放性并存。盎-撒模式、莱茵模式和东亚模式等无不体现出强烈的地域和文化色彩。同时，优越的发展模式会产生“外溢”效应，成为落后国家或地区加以仿效和借鉴的榜样，因此对发展模式的探索具有全球意义。
当前的发展模式危机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由于全球化资源配置、技术扩散和分工带来的冲击，发展模式的地域性逐渐被打破，封闭性强的发展模式会因其不能适应变化和外来竞争的压力而出现政经结构扭曲、市场配置失衡和社会体制僵化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结构性的高度相互依存将某种模式的政经结构、分工体系和配置机制“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生产消费、投入产出以及资本流向的失衡，酿成全球性的危机。
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就处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上：一方面是自省的必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需要对中国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作回顾和总结，也需要为积累下来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并为今后发展找到出路。另一方面是国际比较的结果。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相对照，西方发达经济体正经历集体性迷失，来源于“超英赶美”的竞争动力削弱，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中国正面临失去“榜样”的困惑。
中国持续30多年的经济活力来自于全球化将“主义”之争转变为“模式”之争后带来的后发优势，其中既有对各种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加以实用主义式的学习和借鉴，也包括因发展模式尚未定型而产生的、有时近乎无序的各种化学反应。在中国早期的财富积累模式上可以看到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东亚模式的影子，积极吸纳外资、开放搞活的思路也有盎-撒模式的痕迹，而注重社会和谐公正更深受莱茵模式的影响。这种解构-重组式的发展模式创新可以享受因整合成功带来的巨大收益，也可能由于各种模式基因之间的相互排异而陷入失序和混乱。例如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得益于其人口和市场规模，依靠技术和体制创新实现增长的瓶颈始终难以突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难以调试到位，房地产、国企等行业和产业结构问题孕育着社会矛盾。
因此当前中国模式创新的核心问题首先是要保持足够的自省，充分认识到当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和不平衡性，现在谈论“中国模式”的意义不在于这种模式已经出现甚至成型，而在于对它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同时，由于中国独特的政经结构、文化背景和已经达到的规模，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很难再从其他模式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树立起从国情出发、从问题入手、创造出内生自主型发展模式的自信。继续优化政经结构、减少排异现象，在整合各种模式的基础上创造出内生自主型的发展模式，是中国模式创新的核心使命。在这一命题下，政府如何为市场松绑，如何运用经济杠杆而非行政命令来干预市场，如何在效率和公平、增长和分配之间保持平衡，如何改变涸泽而渔的增长方式，如何就继续改革达成全民共识等等都是未来思考的方向，而只有当这些问题都得到理论上的充分探索和实践中的具体验证、并得到“中国式”的答案之后，中国模式才真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