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0日，西班牙举行大选，反对党人民党击败执政党工人社会党。在投票之前，西班牙媒体早就预料，由于经济形势长期未见好转，工人社会党下台是天经地义的。此前，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和爱尔兰总理考恩已因无力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而先后辞职。
上述国家的政府更迭无疑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因而不利于危机的解决。但是，新政府的上台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这些国家寻找一条解决危机的新路提供了机遇。例如，国际媒体和欧盟都认为，贝卢斯科尼不是一个矢志改革的领导人，因此，只有他交出权力，才能使意大利实施大刀阔斧般的改革，使国民经济尽快复苏。帕潘德里欧同样被认为是一个无力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领导人。更为严重的是，帕潘德里欧的几乎所有反危机措施都遭到了希腊人的反对。
葡萄牙新政府则尚未使其经济政策奏效，而爱尔兰新政府似乎不负众望，正在使国民经济逐步远离危机。据欧盟预测，2011年爱尔兰的增长率有望从2010年的-0.4%变为1.1%。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三国的新政府因刚刚走马上任而无法使国际社会对其能否不负众望作出判断。
三种误解
面对欧盟内的分歧和“多米诺效应”的扩散，国际社会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认为只有中国才能救欧洲。这一期盼不无道理，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在不断上升。
迄今为止，在有关中国救欧洲的各种各样的论调中，以下几种观点尤为引人注目。
一是“救世主论”：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大国，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中国有能力使欧洲国家早日摆脱债务危机。
这一论调的基础无疑是众多国际媒体的夸大其词的评论。例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1年4月14日）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已相当于“3个万亿富翁”的规模了。该文章写道，2011年的石油产量预计为3.41万亿美元，美国所有农场价值1.87万亿美元，“欧猪四国”（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的债务总额为1.51万亿美元，苹果电脑公司、微软公司、IBM公司和谷歌公司价值9160亿美元，美国的武器装备相当于4140亿美元，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不动产价格为2870亿美元，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不动产为2320亿美元，世界上50个最值钱的体育俱乐部价值500亿美元。
诚然，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增。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国际上公认的贫困线标准，中国还有2亿多贫困人口。中国的许多老人根本不能像欧洲人那样拥有丰厚的养老金，因此中国不可能用外汇储备来救助欧洲债务国，且不论这些外汇储备是中国用价廉物美的出口商品换来的，而为了制造这些商品，中国的农民工长期忍受着极低的工资，中国的环境每况愈下。
二是“滥好人论”：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欧洲的债务国没有实施改革的意愿，也没有推出改革的方案，因此，中国如要为其提供帮助，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滥好人”。
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不是他国强加的，而是一系列政策失误等因素造成的。因此，解决危机的出路应该由这些国家自己寻找。为解决危机，这些国家已采取了“勒紧裤腰带”等措施。因此，中国不能认为欧洲债务国无动于衷。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在增加。一国陷入危机后，他国不能袖手旁观，而是应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与欧洲早就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如今一些欧洲国家深陷危机，中国提供一些援助是应该的。这一援助不仅体现了中国重视中欧关系，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友谊。因此，中国购买欧洲债务国的国债不能被说成是“滥好人”。而且，中国购买希腊等国的国债还能有利于其实现外汇资产的多元化。
三是“友好的勒索论”：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在向欧洲债务国提供帮助时，希望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这种有条件的援助是一种“友好的勒索”。
路透社记者约翰•福利是这一论调的代表人物。他说，“中国总理温家宝9月14日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中异常坦率地表明了他期望得到的回报：希望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对欧洲来说代价不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应该同意。”他还说：“从表面上看，把市场经济地位作为回报是件很容易的事。……不过中国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缺乏某些重要的市场经济的标志。该国的汇率变化更多的是基于政策指导而不是市场力量。资本分配靠的行政命令而不仅仅是价格。诚然，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了。但是不管是对存款利率上限的规定还是小企业贷款利率的飞速上涨都表明这个市场并非是纯粹的供求关系。”
向欧洲债务国提供帮助与欧盟给予中国以市场经济地位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约翰•福利显然曲解了温家宝总理的讲话的愿意。中国人不会趁火打劫，也不会见死不救。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使中国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奉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欧盟无视中国的成就，以狭隘的眼光观察中国，拒不给予市场经济地位，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总而言之，上述三种论点是不正确的，至少是较为片面的。中国既不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救世主”，也不应该袖手旁观。而批评中国向欧盟提出“友好的勒索”则更是荒谬的。
“救”的含义与方法
其实，在谈论中国是否或能否救欧洲这个问题时，必须为“救”这个字给出明确的定义。
汉语中的“救”以及英语中的save，其基本含义都是帮助他人，使之脱离困境或避免进一步恶化的状态。由此可见，中国“救”欧洲有两种不同的“救”法：一是把希腊等国彻底拉出债务危机的“泥潭”，使其恢复经济的增长；二是给予一定的帮助，使其不至于陷入更深的“泥潭”。
如前所述，第一种“救”法显然是乌托邦式的想法，而第二种“救”法则是合情合理的。
除了购买欧洲国家的国债以外，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救”或帮助欧洲。例如，我们可以适当地多进口欧洲的商品和服务，以便使其获得更多的出口收入。又如，中国可以通过向IMF注资，使其向希腊等国提供更多的资金。再如，中国可以扩大对欧洲的直接投资。据报道，为减少财政赤字和扩大财政收入，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已制定了规模庞大的私有化计划。
当然，中国投资欧洲的好心未必换来好报。当中国商人黄怒波有意在冰岛投资一个旅游项目后，一些欧洲人说：“此举可能让北京方面在北大西洋获得一个战略立足点。……该项目可能为中国对这个大西洋岛国和北约成员国的地缘政治兴趣提供一个幌子。”冰岛内政部长乔纳森也说：“中国人想买下整个世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1年6月27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投资使欧洲人感到紧张，因为中国希望用它的巨额积蓄购买欧洲的廉价珠宝。”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2011年7月发表一个题为《争夺欧洲的研究报告更是对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扩大对欧洲的投资说三道四。
面对危机，信心是十分重要的。胡锦涛主席说过，中国相信欧盟具备克服目前困难的智慧和能力。温家宝总理也同样表示，中国愿意帮助欧洲应对债务危机。中国领导人的表态无疑能提升欧洲人克服危机的信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