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前经济、财政、工业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7月5日正式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这是IMF自1944年来第一次，迎接一位女掌门上任。由此，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终于结束了总裁因丑闻而缺位的尴尬。
同时，IMF高管层也因拉加德的到来，实现了表面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两位女性，总裁、法国人拉加德与具美、英国籍的埃及人副总裁沙菲克；两位男性，第一副总裁、行将退休的美国人利普斯基和副总裁、日本人筱原尚之。虽然IMF总裁的新遴选程序着重强调不以国籍作为选任标准，但显而易见，总裁班底中依然几乎看不到发展中国家身影。如果我们姑且认为这是IMF改革进程中的问题，那么亟待拉加德着手处理的关乎这个组织地位、前途、命运的改革、发展问题仍然很多。
建立清誉，能还是不能？IMF自成立日起，就带有政治妥协的胎记。从维护各国货币兑美元稳定挂钩的汇率安排，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仍长期以美元为轴，监管各国汇率制度，进而顾问、指导财政、货币政策，无不使人质疑IMF作为国际金融组织的略显“灰色”的独立性问题。如果尚可把独立性当作带有历史局限性污点的话，IMF需要洗清名誉的地方仍然很多：首先就是卡恩带来的“桃色”。尽管近几天来，该案貌似峰回路转，卡恩得以无保证金释放，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卡恩走了，难免该组织再出卡恩第二、第三。世人也难免给IMF打上轻浮的标签。如何整饬IMF内部的卡恩风格与影子，是拉加德上任后必须面临的严峻挑战。
其次，IMF以对世界经济进行预警和预警时常失效闻名。前不久又传出丑闻，称IMF独立评估办公室报告称，IMF研究员经常面临压力，需要修改他们的研究结果，以支持IMF现有观点。一旦人们把预警错误与该组织预设结论相联系，那么，就不能不怀疑IMF的价值取向与私利问题。虽然这种猜测长期来未得到证实，但不良感觉已对该组织发展产生长期影响，使其虽背负一流组织盛名，但实质仅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起到二流作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了IMF重返一流的难逢机遇，但若拉加德上任后还不能澄清并解决预警失效、预设结论等问题，该组织不免重新堕入国际经济舞台边缘。
第三是从未成功治理危机。拯救危机国家是IMF建立之初就应具备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几十年来，却很少有成员国是在IMF的指导下成功度过危机的。关键在于，IMF的救助初衷存在问题：即成员国接受救助同时必须接受IMF附加的带有浓重“华盛顿共识”色彩的经济体制改革条件。这些条件多以自由放任为表征，与被救援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格格不入，在生搬硬套中，使得经济忽冷忽热，难以为继。
现在，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债务危机又摆在了IMF面前。至少在获任总裁后，拉加德仍然坚持其对希腊的强硬立场，要求希腊以内部妥协换取IMF援助。这与该组织此前的做法如初一辙。问题在于，IMF此次救助欧洲债务危机的风险比以往大得多，一面是成功挽救希腊的可能性小，挽回清誉难上加难；一面是救助希腊将付出高昂代价，IMF本身财务状况堪忧。拉加德上任后或将为此左右为难。
如果说建立清誉是长远战略，那么IMF内部改革则迫在眉睫。早在前总裁卡恩上任伊始，治理结构改革这一关乎今后谁来当家作主的问题就上了议事日程。长期以来，人们对IMF独立性、执行力、可信度的种种猜疑均来源于其治理结构的不“与时俱进”上。客观的说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那个年代，44个创始成员国中，唯独美国是毫发未损的战胜国，代表强大的、兴起的和先进的力量，欧洲孱弱，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更无从谈起。由美多出钱、多办事，引领美元体制的到来本无可厚非。
欧洲人能依照君子协定代出任IMF总裁、美欧均拥有15%以上投票权等制度安排均是当时既制衡美国一家独大，又合乎当时世界经济格局的次优选择。在此后的近70年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经历新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出现翻天覆地变化。即使依照IMF提供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也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未来5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将增长6%，而发达国家同期仅为2%。然而，在IMF的治理结构上，这种变化基本没有体现出来。一方面，即使在2010年底IMF通过份额调整后，新兴市场占总份额资金来源仍约为20%，不及产油国家，更不到发达国家整体的一半。另一方面，高级管理层的选用则更加固化。长期以来，IMF高级管理层看不到发展中国家身影。即使把拉加德算作一个偶然的欧洲当选者，那么四位总裁和副总裁中，欧、美人士也分别占到50%。
那么，这样固化的治理结构今后能得到改观吗？或许不能。首先，份额改革就是拦路虎。虽然拉加德在周游世界“拜票”期间承诺不断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中代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底做出的份额调整协议至今还没有落实。回顾这次调整可见，美、欧为调整谁的份额以弥补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问题而争得剑拔弩张。欧洲虽最终松口将IMF执董会中两个席位转让给发展中国家，但这一进程将是缓慢的，并需经过成员国内部批准，可以想见，本次份额调整之路还将何其漫漫，未来再让欧洲让渡代表性也将难上加难。因此拉加德所谓继续调整配额的承诺则更像水中捞月。
其次，人事制度改革待破局。第11任IMF总裁是历来最透明的一次，据称也引入了“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国”的新制度。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此次当选的又是一名欧洲人，甚至是一名令美、欧都更满意的欧洲人。一方面，她是一位法国前财长，为拯救欧债危机尽心尽力。在卡恩刚一辞职时就获得欧盟国家鼎力支持。另一面，她又是一位具有美国思维的欧洲人，自幼接受美式教育与思维方式熏陶，并长期在美国律师事务所执业。
虽然她明确宣示IMF总裁的独立性。但从其出身背景看，她却是更令美、欧同时属意，但甚至破坏了美欧制衡这一最初制度设计的试水者。这不禁令人遐想，随世界经济格局继续发生变化，新兴市场力量不断强大，发展中国家人士必将更多参与IMF的运作和管理。但是，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拉加德现象：虽然参与IMF管理的人士肤色、国籍均不同，但却具有高度相似的美国学术背景、美国思维方式。使得看似多元化不基于国籍的选任标准流于形式，甚至更进一步推动IMF内部治理、监管甚至预警和救助的僵化。
统治者、协调人还是幕僚？未来IMF将如何定位，现在下结论或许还为时过早。但至少，在拉加德的领导下，IMF难于成为世界经济的统治者。这不但和美与IMF间的母子关系有关，更在于要协调世界经济，作全球央行、发超主权货币、成最后贷款者必须实现IMF与美国间的全球经济权利交接。但是众所周知，在这样重大的决策面前，美国拥有无可置疑的最终决定权。那么至少在现阶段，要IMF管理世界经济，就好比美国自身左右互搏，既毫无意义又绝不可能。
至于协调人与幕僚，或可合二为一。从历史的角度看，IMF在过去的几十年做的并不够好，多数情况下，仍是奉美旨意搞单向硬协调。但是，拉加德出任总裁或许可凭借欧洲面孔、美国思维、各方认可等这些优势做好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工作、推动各国对当前已经很难适应经济现状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进行改良。国际金融危机后，G20作用异军突起，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政策协调的总平台，涉猎广泛、不一而足。IMF在其指引下，为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做出不少技术支持和参谋工作，获各国一定程度认可。从这一新的尝试和实践来看，今后IMF作为世界经济协调工作的辅佐者或许才是其最佳位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