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了新的成员——印度、南非、德国、哥伦比亚和葡萄牙5个新任非常任理事国，加上还在任期内的其他5个非常任理事国——巴西、波黑、加蓬、黎巴嫩和尼日利亚，以及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个新的安理会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新安理会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作为新兴大国代表的“金砖国家”一并坐到了安理会的席位上，凸现了其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也为新兴大国的团结合作带来新的契机。其二，在“争常”上最具雄心的国家，除日本外，都跻身于安理会中，这种“巧合”将对安理会改革进程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其三，随着欧洲老牌的“三驾马车”英法德一同在安理会共事，加上另一个欧盟成员国葡萄牙，将增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欧洲声音”。
引人注目的新安理会
虽然安理会改革问题的谈判与表决应在联大框架内进行，但谁也不能否认安理会尤其是“五常”对安理会改革的重大影响。那些急于“入常”的国家，如印度、巴西、德国、南非等，可以利用安理会这个重要平台呼吁并敦促加快安理会改革步伐，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来最大限度地争取“五常”的理解与支持，同时，通过其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上的尽职尽责来赢得国际社会的更大信任，从而增强安理会改革的势头，并为其早日“入常”铺平道路。
新安理会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增强了由印度、巴西、日本和德国组成的“四国联盟”及其支持者的势力，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由巴基斯坦、墨西哥、韩国、意大利等国组成的“团结谋共识”运动的势力。加上美国高调支持日本和印度“入常”，安理会改革将面临着激进派更激进，温和派更艰难的局面。在安理会改革方案上，那种主张增加“常任”与“非常任”两种类别的声音将进一步增强。这方面的影响很可能在接下来就安理会改革问题进行的“基于案文”的政府间谈判中有所反映。
但是，应该看到，安理会毕竟不是谈论安理会改革的最佳场所。在安理会过多地谈论棘手的安理会改革问题，难免会引发矛盾与争执，反而会收到相反效果。而且，“争常”国家在安理会的表现及其与“五常”的互动经验，或许会对“五常”的安理会改革期待产生微妙的影响。
安理会改革前路依然艰难
安理会改革问题十分复杂，政府间谈判虽然进行了五轮，并愈来愈触及到实质性问题，但目前的分歧仍大于共识，前景并不乐观。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安理会改革必然引发激烈争夺。安理会改革的要害是扩员与否决权之争，牵涉到国际体系最高端政治中核心权力的重新分配，关乎大国地位与尊严，可以说各方争夺的是战略资源、稀缺资源，具有明显的零和博弈特点，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故必难达成妥协。而且，它还被美国等大国当筹码用来进行大国间战略博弈。这就决定了安理会改革必将是国际体系和平变革中“最难啃的骨头”。
其次，安理会改革依然深陷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之中而难以自拔。随着国际时空的转换，围绕安理会改革可以分为得势、守势、失势和弱势或无势方，在态度与政策上主要表现为激进派、保守派、温和派、促进派和中间派。得势方由两类国家构成：一是二战的战败国并在战后重新崛起的发达国家，以日德为代表，它们是国际关系中的“修约派”，急于通过“入常”而彻底甩掉历史包袱；二是部分新兴大国，以印度、巴西为代表，它们是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激进派”，急于通过“入常”而获取政治大国身份。得势方必然地走到了一起，并且得势不饶人，倾向于采取激进的政策与做法，欲毕其功于一役，容易犯急躁冒进的错误，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得势方成为安理会改革中的矛盾焦点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尽管“五常”都支持安理会改革，而且英法相对积极，但它们在客观上都是既得利益方，是被冲击的对象，均要为安理会的效力负责，并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有各的难处与关切，在安理会改革中处于守势，或者明攻暗守，堪称守势方，政策显得稳健甚至保守。
其他一些重要国家在“争常”中处于相对劣势，成为失势方，它们不愿意看到地区竞争对手胜出，希望有入主安理会的机会，政策较为温和，于是选择“团结谋共识”运动，对得势方形成有力牵制。出于维护和增强多边主义的考虑，联合国的有关部门和领导，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成为安理会改革的促进派。若干中小国家在“争常”中处于弱势，甚至无势，属于中间派，是被争夺的对象，它们择机行事，待价而沽。当然，非洲国家采取了“非盟”统一立场，单独成为一个重要结构因素，但也绝非铁板一块，这增加了事关安理会改革的国际关系结构的复合性和解决问题的复杂性。这一结构的基本博弈态势是，强大的守势方与失势方只要联手或彼此借重，就足以对激进的得势方形成有效牵制。这一点业已得到证明。
再次，不管安理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已进行了几轮，只要在标准、方案和程序上不能达成共识，安理会改革就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安理会改革必然涉及修宪问题。由于《联合国宪章》对安理会的组成、职权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因此安理会改革必然涉及《联合国宪章》的修改。根据规定，宪章的修改必须获得联大所有成员国2/3以上以及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
有鉴于上述原因，即使本届安理会的构成最有利于推进安理会改革，恐怕也难以取得突破。安理会改革仍然需要在政府间谈判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是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而这显然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中国的处境与政策
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国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一是手中握有特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安理会改革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二是影响力大。经过2005年那场激烈交锋，中国显示了自己的巨大影响力，让各方意识到，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国是一个关键角色，是绕不开的。三是可相对超脱。安理会再怎么改，也不会把中国改下去。改革有助于中国乐见的“四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力量均衡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际体制合理化。
经过前面的激烈交锋与艰苦谈判，中国对安理会改革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长期性，以及自身地位及影响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出台的安理会改革政策是合理的、慎重的、负责的，是十分拿得出手的，是应该坚持的，即坚持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为优先，一揽子解决。中国要尽可能公开站在多边主义的立场上，兼顾各方，而不必像美国那样去单个讨好，然后还得解释，且将招致不满和批评。
新安理会为中国与新兴大国的团结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国在坚持支持非洲国家“入常”的一贯立场上，可适当向新兴大国倾斜，并将其与前面所提到的“修约派”区分开来。这样做，是十分必要且有意义的。（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