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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干政”回潮:非洲待解的政治难题
黎文涛 • 2010-03-31 • 来源:北京周报 2010年第13期 4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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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20日,尼日尔国内的反对派召集了数千民众,在议会前当街集会,高喊口号表达对政变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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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多以来,非洲“军人干政”的痼疾仿佛又出现了一个回潮现象。非洲的毛里塔尼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等国相继发生军事政变,并不同程度引发政治危机与社会动荡,加上此次尼日尔军事政变,非洲近期已经出现了5起军事政变。

2010年2月18日,西非国家尼日尔遭遇“军事政变”,政变者占领总统府,尼日尔总统坦贾被扣押,军政权旋即宣布暂时接管国家政权。这次政变已是尼日尔自1960年独立以来发生的第4次政变。

此次尼日尔政变相对比较温和,军人仅花了两小时就“闪电夺权”,只有3名总统护卫在政变中死亡,政变对尼社会的稳定影响不大,但前几次非洲国家的政变却充满了血腥暴力。

2008年12月,几内亚总统孔戴去世后,军人卡马拉发动政变上台,之后一直不肯还政于民,并于2009年9月镇压群众示威,枪杀150多人;当年3月初,几内亚比绍发生兵变,虽未能夺取政权,但总统维埃拉被政变军人炸死。2009年3月中下旬,东非岛国马达加斯加又发生政变,反对派在示威中同政府部队发生冲突,造成300多人死伤,之后政变军人和反对派领导人拉乔利纳相勾连,占领总统府,马总统拉瓦卢马纳纳被迫交权。

非洲近期“军事政变”频度可以说是近10年来的一个小高潮,这也说明“军人干政”作为非洲政治长期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依旧没能效解决,而像毛里塔尼亚、几内亚比绍、尼日尔这样的非洲穷国或小国更是军事政变的“频发国”,经济上的困窘和社会、政治矛盾相互交织。而非洲的民主化进程在政变阴影下更是显得步履维艰。

 

“军人干政”的传统与根源

非洲的“军人干政”究其根源,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往往内外部因素相互交织,并且每个国家各有其特点,但有些共同的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首先,“军人干政”在非洲有着其历史的特殊性,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影响力长达近5个世纪,在外力的阻断和影响下,非洲难以根据自身的传统和客观实际来形成一套管理现代国家的成熟政体,独立后只能照搬前宗主国遗留下来的摊子。

这种条件下,孱弱和尚不成熟的政府文官体系根本不足以对整个国家实施有效的管理,而依靠军队力量则成为管控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比较方便和快捷的一种方式,借此非洲军人阶层也逐步演化成了一种特殊利益集团,其行为已不单单限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安全,而是全面涉入非洲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务。

其次,西式的多党民主制和非洲自身的部族问题相互杂交也一定程度加剧了“军人干政”。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利用冷战胜利的全球战略优势,大力在非洲推动“民主化”,并宣称是“非洲的第二次解放”,如今西式的“民主体制”和“多党制”在非洲已成为政治常态,但是却总显得水土不服。由于非洲多数国家存在多个不同部族,人民对部族的认同感高于对国家的认同,往往“多党选举”演变成“部族选举”,而非洲的多起军事政变正是源于部族间的争权夺利。

部族关系复杂的几内亚,政权长期以来一直在人数较多的马林凯族和苏苏族手中,一些小部族对得不到应有权力和地位一直不满。因此,当盖尔泽族军人卡马拉发动政变后,几内亚的一些小部族就变成了政变的中坚力量。再如几内亚比绍,主导政变的总参谋长瓦伊和总统维埃拉分属不同部族,瓦伊多次批评维埃拉的执政方针,双方矛盾早已公开化。

第三,贫穷和经济发展滞后是政变发生的社会根源。通常非洲的一些穷国,成为军事政变的频发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常年得不到提升,政府官员腐败问题也十分严重。如尼日尔在2009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在最末的182位,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反而认为政变也许能彻底打破无能政府的“烂摊子”,这为军人政变创造了默许和社会基础,一些军人也纷纷打出“清除腐败,实行良政”的口号,为暴力夺权争得道义高地。

第四,非洲的军事政变还存在一种“刺激因素”和“模仿效应”。通常非洲国家的总统或是领导人权力非常之大,并且权力制衡不够,对整个国家各个领域的权限远超过西方国家领导人,在某些时候甚至表现为“独裁”,无所不能的总统权力为军人阶层的“篡位”提供了相当大的诱因。

此外,在非洲发生“军事政变”往往相当容易,有时几十名或上百名士兵在一两个小时内就能完成一次政变,由于政变成本低、代价小,往往会在非洲军队中产生“模仿效应”。

 

“干政易,统治难”

在以往,非洲如果一国发生军事政变,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会迎来一个“军权统治”。可以说,军人只要政变成功,即掌权。

但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转变。虽然非洲“军人干政”问题虽依然存在,但“军权统治”已难以维系。在对近些年的军人政变进行总结时可发现,政变往往会以“还权予民”和“恢复宪法秩序”的方式结束,想要长期进行“军权统治”已变得相对困难。

2008年的毛里塔尼亚军事政变后,最终新一届政府的成立还是通过民选产生,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监督;2009年几内亚政变军人卡马拉抛出要参加新一轮总统选举的想法,遭到国内外一致反对,虽然卡马拉手下的军警严酷镇压群众示威,枪杀150多人,但最终仍难以改变“还权予民”的趋势;2010年2月爆发的尼日尔政变,军人在政变当天就立刻向国际社会表示会尽快“恢复宪法秩序,举行民选”。

非洲这一形势的改变,一方面是因为非洲在受到民主化影响之后,对军事政变这种非民主的政权更迭普遍抵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非洲自身内部的机制约束起了关键作用。

2002年,非洲联盟(非盟)正式取代存在39年的非洲统一组织后,在为提升非洲政治稳定上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非洲的集体安全观也从“不干涉”转变为“不漠视”,而军事政变作为威胁非洲政治稳定的“毒瘤”自然也是“不漠视”的重要内容,非盟于2004年5月建立了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作为非盟预防、控制和解决冲突的常设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其主要目标在于促进非洲和平、安全与稳定;促进和鼓励民主实践、良治、法治。

非洲安全原则的转变和安全机制的设立,使得非洲的区域组织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合法地对成员国国内的危机事件进行干预,使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在法理上解决了集体干预与国家主权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

在对待“政变问题”上,非盟以及西非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区域组织都坚决执行“不承认”政策,并且开除政变国成员国资格,对政变领导人及其支持者进行个人制裁,在国际场合集体抵制政变国等一系列的应对方式。

同时非盟还会要求联合国、欧盟等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对政变国采取“切断援助”等制裁措施,这就让政变上台的军人难以明目张胆地进行“军权统治”。如今,得到军人支持政变上台的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一直不被国际社会承认,整个国家处于“外交孤立”状态。可以说,“军人统治难”的这一趋势,也许将改善非洲未来的政治环境,让非洲更能专注于自身的发展上。(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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