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最古老国家的相继崛起，应该算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20多年中最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之一｡尽管对于“崛起”的定义还有着颇多争论，然而中印这两个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显然较之以前更为强大和富裕，相应地，两国都更有力量作用于对方及其周边甚至更为遥远的区域｡2010年的中印关系对于我们这个星球的实际影响力远远超过了1950年代双方各自建立新政权的时代，这使得在中印建交60周年之际讨论北京-新德里关系的意义超过了地区语境｡
可能正是出于对两个古老民族曾经有过的那段“蜜月”的美好向往，许多人认为随着“中印世纪”的到来，两个强大的亚洲国家将会捐弃前嫌学会欣赏各自的优点，即使不能回到曾经的黄金时代，中印携手开创“Chindia”的可能性还是在所有选项中名列前茅的｡“两国只能友好，别无他途”，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预言让人不禁怀疑美国诗人奥登(W. H. Auden)也应该被列入国际政治学者的行列，他的诗句“We must love one another or die”与之何其相似｡然而，假定中印崛起已是不可避免，那么究竟是否会出现如同《经济学家》前主编比尔·埃莫特(Bill Emmott)和印度议员贾拉姆·兰密施(Jairam Ramesh)所预言的Chindia的前景呢？
中印两国必然携手以共同参与世界事务甚至管理世界吗？是否还存在另一种可能：中印互为敌手，互相遏制？要回答这些问题，引用诗歌是没有意义的，而建立在现实主义视角的计量却会告诉我们所谓"Chindia"只不过是一个美妙的海市蜃楼罢了｡
仅仅出于中印两国对彼此古老文明或经济奇迹的尊重，并不足以让双方同意建立紧密的“龙象和合”关系，双方还需要更坚实的基石，也就是存在于广泛领域的大量共同利益｡然而，中印到底有多少共同利益？
国际地区问题上差异明显
就国际层面而言，中国欢迎印度的崛起｡中国期盼能在实现国际多极化的过程中获得印度的支持｡在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印度已经从一个潜在的对手转变为一个竞争性伙伴｡而对于印度来说，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及在特定领域的合作可以帮助印度扩大国际影响力｡在双方的国际战略中，中印都反对单边主义，并一致认为应该从根本上重新塑造国际政治秩序｡
然而，在国际关系中，没有联合行动的共同看法是毫无意义的，中印双方都在口头上强调在重建国际政治新秩序过程中进行合作的重要性，但以两国采取的实际步骤来衡量，双方却存在着明显差异｡中印都同意要修订国际政治秩序，但对于如何修订却各有主张，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扩权这两件最能代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的标志性事项当中，中印的立场从来也没有一致过，而且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一致起来｡ 显而易见，无论中印两国如何高呼在国际层面开展合作，但自身利益还是他们首要的考虑对象｡在一些情况下， “Chindia”并非意味着“China and India”，而是意味着“China vs India”｡
当然，“金砖四国”为中印两国提供了一个超越地区视角的对话平台，但这两个国家在“金砖四国”框架下到底取得了什么超越媒体报道意义的合作成果呢？
放弃全球幻象，回归到南亚地区语境，中印发展关系至今仍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障碍因素，即印度对中巴关系的疑虑，印度认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兄弟情谊会长期给中印互动投下阴影，中巴在国防和安全上的合作对印度的国家安全影响深远｡
中国方面指出，中巴关系并非用于遏制或制衡印度，正如《中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里所指出的，该条约并不针对第三方｡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印度对中方的这种解释感到满意，至少在目前中巴之间任何的进展都被印度判定为不利于印度的地区利益｡
印度希望中国“在南亚采取更为平衡的政策”，中国也多次重申其对南亚各国的政策是“平等以待”的｡但是真正困扰双方的不是各自的意图，而是信任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法信任对方的问题｡
在地区层面，中印双方也存在着相互需求的领域｡中印都需要对方的支持以参与对方所在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印度希望中国能帮助实现，至少不阻挠其“东进政策”，参与东盟一体化进程｡中国则希望在参与南盟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印度的助力，不过在近两届南盟峰会上，印度对中国的态度依然很有保留｡
反恐也是中印双方在地区层面合作中经常强调的一个方面｡中印都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不过，印度和中国受到的恐怖主义威胁在具体的组织和目标方面都不相同｡从中国而言，恐怖分子主要是“东突”组织｡而对于印度而言，恐怖分子主要是那些渗透到印控克什米尔的武装分子｡中印两国其实没有共同的敌人，因而其反恐合作基本上也没有超出象征意义｡
双边关系更为复杂
更为重要的是，在双边层面，中印关系极其复杂，受到一些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负面因素的影响，如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中印两国致力于加强经贸联系和民间往来，以消除或者缩小双方因为历史､领土和政治因素而形成的长期分歧｡应该承认，双方的努力在经济和民间往来层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属于国际关系“低政治”层面的经济合作能否必然导致“高政治”层面的连带效应是存在疑问的｡
中印在边界和西藏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发展双边关系的最大障碍｡虽然双方都承认两国关系对本国､对地区乃至对世界的重要性，但问题在于，在多大程度上，两国政府愿意冒着政治合法性遭到国内民族主义挑战的巨大风险，用让渡领土和主权的方式换取双边关系的改善？
目前为止，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不过这些进展主要是技术性的，只是表明了双方的良好态度，实现了边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显然是不够的｡自2003年起，双方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已经举行了13次会谈，所取得的最大成果仅仅是“开始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实际上，在领土问题上，中印双方需要的不是一项政治风险极大的全面解决方案，而是一条明智的迂回道路，避免这个难以消除的障碍阻挠两国在其他领域中的对话与合作｡
西藏问题和领土争端一样，都是中印关系史的负面遗产，但这两个问题的性质完全不同，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2003年，印度将关于这一问题的表述强化为“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同时，印度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容留中国政府认定的民族分裂分子达赖喇嘛以及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的自相矛盾，新德里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这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在大多数印度有关中印关系问题的学术著作或者官方文件中，西藏和达赖集团这两个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显然无法让中国满意｡
至于中印两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双方的贸易纷争､各自民众针对对方的民族主义情绪，需要列举的“减分”因素还可以开列得更长，而双边关系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加分”因素——除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外交友好宣示以外呢？只有一个：双方日益密切的经贸联系｡几年前，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的Ziad Haider在评论中印关系走向时说：“经济关系的加强必然造成两国和平要素的巩固，并提高对抗的门槛｡”并反问，按照目前的中印经济关系，“什么情况下印度会认为值得牺牲与中国的商业联系而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好多情况下，比如西藏､弹道导弹和反卫星武器｡
幸好，在时下最热闹的人民币问题上，印度的立场和美国有异，但这几乎是Haider观点的一个证据，并且还能用来证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美国以及其他外界因素造成的，而是出自于印度自身利益的需要｡
这当然不是在为中印建交60周年泼冷水，只不过要看到尽管当前的国际环境为中印两国提供了许多机遇和挑战，但中印关系中也潜伏着许多非常尖锐的对抗性因素｡如果双方能够妥善地迎接挑战､把握时机､减少对抗､加强合作，将大大增强两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虽然“龙象和合”将给两国带来丰厚的回报，在中印共同应对这个复杂动荡的世界局势之前，不得不首先解决一些困扰两国关系的地区和双边问题｡归根结底，一个缺乏在具体问题上的对应措施的空洞战略是毫无意义的｡
因而，中印两国必须分析并界定哪些问题可以推迟､留待以后处理；哪些问题不可妥协；在哪些领域里双方可以做出让步；哪些方面则必须坚持自身的立场｡就事论事或许是眼下处理中印关系合理程度最高的选择，至少比描画一个远离现实的海市蜃楼要管用些｡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