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画报》：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次的事件也是一个使钓鱼岛问题向解决方向推进的契机，您怎么看？
高洪：咱们中国人是很讲辩证法的，危机也是机遇，挑战和机遇是共存的，就看你怎么把握和处理。日方无端地挑起这场风波，并且一再坚持错误的立场。中国方明只能予以反制回应，2012年9月14日，中国海监船编队驶入我钓鱼岛领海，通过实施这样的反制措施，大力度地显示我们的存在，体现我们对这片海域的管辖权力，宣示我们的主权，表达我们捍卫主权的坚强决心。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原则立场不变，只要我们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能够实实在在地推动我们维权的进展。我们在适度处理问题的前提下，如果能够要求日本承认存在争议，就是一种解决钓鱼岛问题的阶段性进展。其实现在只是日本政府不承认争议，其实，有风波，有事端，就是有争议。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你说没争议，我说有争议，这不就是争议吗？这场争议中的维权斗争，至少有几个作用，让全世界知道存在争议，并且我们在法理斗争过程中，要把这个事情告知国际社会。我们也要大声地向国际社会发声，通过适当的渠道，通过公共外交，告诉日本老百姓，日本右翼通过媒体给你们灌输的东西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历史依据、法理依据、权利主张，要正视与中国存在争议，也了解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愿意激化矛盾，要维持大局的良好愿望。如果这些都能落实的话，会从内外各个角度，对解决钓鱼岛争端形成一种新的舆论，这有利于中国将来在适当的时候解决钓鱼岛问题。
《人民画报》：受此次事件的影响，中日两国关系未来走向如何，是否会如一些分析认为的那样，走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严重摩擦期？对于整个东亚乃至亚洲的国际关系态势会有怎样的影响？
高洪：今天，中日关系存在很多矛盾摩擦，钓鱼岛是一个集中爆发点。其实，钓鱼岛的爆发和各种频生的摩擦，根本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在大国关系中调整定位，仍然很糊涂，它到底是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和亚洲邻国友好相处呢，还是依傍美国给日本找未来的前途。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徘徊，而且不断地做出一些错误选择，这些矛盾和摩擦主要是这个造成的。
就中日两国关系来讲，矛盾频发的直接原因是两国综合国力处于逆转的敏感期和关键期。如果中国积贫积弱，中日两国没有这些问题。两国邦交正常化40年来，前30年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前20年“干杯外交”，他认为我们既是他的市场，又对他不构成竞争和威胁。但是，随着这些年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两国综合实力旗鼓相当，而且我们发展速度很快，所以，我说两国综合国力处于逆转的最敏感时期。如果已经压倒性逆转，就解决问题了，他就只好接受这个现实。而且日本这个民族历来有依傍强权的习惯，老实讲，2000多年历史上，他依傍中国发展自己的历史还短吗？绝大部分时间是这个情况。近代以后，我们落后了，他们通过明治维新，跻身帝国主义列强行列，反过来侵略我们，这也是短暂的历史。战后，他倒向西方，依傍美国，但这也不是常态。真正长的历史形态是，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长时间地吸收大陆文明养分发展自己。如果有一天，中日综合国力的逆转期已经过了今天这个阶段，日本政要意识到，依傍美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相反，拉开和美国的距离，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作为亚洲的一员，很好地发展自己，建立亚洲经济一体化，或者通过亚洲经济紧密化，这能给日本带来光明的前途，这也是一种选择。迟早有一天，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盛，日本必须做出一种新的选择，到那时，和中国对抗的做法，包括中日钓鱼岛之争，恐怕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而且日本政治家那时也不得不做出调整。这是我对两国关系更长期的未来的看法。所以，对解决钓鱼岛问题，我个人是有信心的。而且我也比较乐观地看待中国在未来处理我们的周边关系，处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