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11年“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其中，有关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等方面的数据引人注目，由此也引发中国是否已经存在或正在“萌芽”中产阶级等话题。最近，本刊记者唐元恺独家专访了《蓝皮书》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Institute for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所长助理兼城市与区域管理研究室（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 Management）主任、博士生导师宋迎昌研究员。
《北京周报》：由您担纲副主编并新近发布的第四部《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显示，到2009年，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它意味着什么？这两个重要数据背后反映了怎样的趋势？
宋迎昌研究员：它意味着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口已经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政府多年来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实行惠民政策的具体体现。
这两个重要数据背后反映了两个明显的发展趋势：一是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将继续呈现扩大的态势。《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的研究结果显示，2000年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1.2亿，占城市人口的26%；到2009年分别达到2.3亿和37%。10年间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增长了近一倍，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1个百分点。只要中国的经济社会保持正增长，城市居民收入稳步提高，那么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将成为必然。二是中国城市“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出现也将可期。《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的研究结果表明，到2023年，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将超过50%，届时中国城市将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预示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北京周报》：在中国，对于如何定义“中等收入”阶层，无论官方还是学界，往往标准不一，具体到，最显著的标志是什么，月均收入应多少元人民币……似乎都还不够明确，此次《蓝皮书》在参数选择上是如何考虑的？
宋研究员：在中国，目前确实还缺乏对“中等收入阶层”概念的权威界定，无论官方还是学术界，尚无统一的界定标准。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和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渐分化出一个有别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新的社会分层，这一阶层占有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等）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位置，有较高且稳定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家庭消费能力比较强，讲究时尚和生活品质，具有较强的持续、体面就业的能力和公民、公德意识，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我们将这一阶层定义为“中等收入阶层”。
中等收入阶层是个变动的社会阶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其月均收入也处于不断提高之中，具体多少，需要科学的方法进行界定。
此次《蓝皮书》在参数选择上是这样考虑的：第一是采用消费分层法。这是因为，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分配领域中双轨制和隐性收入的广泛存在，职业和收入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虽然受教育水平对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等都有比较大影响，但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受教育水平的社会分层功能越来越弱化。在当前中国“量入为出”理念仍主导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消费水平可以直接反映居民的收入状况，并且能够体现居民的文化素养、思想观念、消费习惯和消费偏好等。此次《蓝皮书》定义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在0.3-0.373之间。第二，以恩格尔系数阀值（上限0.373，下限0.3）测算出与其相对应的收入指标的阈值。此次《蓝皮书》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以1978—2009年为样本期，确定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数量关系，确定2009年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人均收入阀值（下限16200元，上限37300元）。第三，以收入指标的阈值测算对应的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相关数据，运用统计方法测算出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
2006年世界银行确定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阈值为人均收入4000美元—17000美元，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大约相当于人民币16800元—71000元。中国全面小康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14000元（2000年不变价，相当于2009年现价16400元）。此次《蓝皮书》界定的下限标准与此相近。
《北京周报》：能否请您再进一步从经济能力（收入、消费水平等）、社会地位（职位等）、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和阶层意识（自我认同等）这几个评判角度谈谈对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评价？
宋研究员：中等收入阶层，一般地说（前面也涉及到一些），应该具备较高的收入水平，除了食品消费外，还可以支付得起交通、文化娱乐、康体健身、旅游休闲度假等社交的费用；自身拥有独立的住房和较为宽敞的居住空间；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阶层认同感。在中国，一般多为机关公务员、高等学校教师、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科研单位研究人员、大中型企业中级以上技术与管理人员、私营小企业主等。
《北京周报》：此次《蓝皮书》还表明，整体而言，中国城市中低收入阶层比重仍然偏大，大家所期望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尚未出现。但不管怎样，当前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已初具规模，而在您看来，其规模和“稳定性”究竟如何？
宋研究员：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伴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目前的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要求相比，仍然偏小，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
从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近1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的特点，这与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税制结构调整、住房价格变动、通货膨胀水平等因素有关。但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不断扩大是必然趋势。
《北京周报》：与此相关的一个话题是，能否说中国将要或已经存在，或者说正在“萌芽”中产阶级？如果“是”的话，您认为采用“中产阶级”的提法是否具有实际意义？或者说，这一“阶级”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怎样的影响、发挥怎样的作用？
宋研究员：可以说，中国已经存在或正在“萌芽”中产阶级，但是与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相比，还是显示出“不成熟”的发展特征，突出表现是“收入和消费水准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标准，但是用“中产阶级”的阶层意识标准来衡量，在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还有诸多不足，所以《蓝皮书》并没有采用“中产阶级”的提法，而且“中产阶级”的提法也并不能完整准确地诠释这一社会阶层的内涵。
这一“阶级”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政治方面，它是民主政治的助推者和践行者；在经济方面，它是技术和管理创新的主体，是消费的主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在文化方面，它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是文化发展的主体；在社会方面，它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
《北京周报》：您刚刚提到，作为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应该是消费的主力和社会的稳定器，可是，当畸高的房价等透支了很多人的半生财富，当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突破通胀警戒线时，一向对价格不够敏感的“中产”们也开始有所“顾忌”，再加上“不完善”的社保、高强度的工作，他们明显地感受到来自各方的种种压力，您认为应采取怎样的对策来为之排忧解难和保障其利益？
宋研究员：宏观经济波动、房价上涨、通货膨胀、“不完善”的社保、高强度的工作等确实是中等收入阶层面临的巨大挑战，政府有责任为他们排忧解难和保障其利益。首先，要理顺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扭转目前普遍存在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幅高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的现象，实行让利于民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其次，改革“土地财政”，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增加保障房供给；第三，实行“工资增长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政策，确保居民收入不因通货膨胀而下降；第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切实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第五，规范劳动用工市场，严格劳动用工监察，确保居民和谐就业、快乐就业、稳定就业的权利。
《北京周报》：与中等收入阶层相对，此次 《蓝皮书》也披露了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约有5000万人，而什么样才算是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城市贫困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而逐步加剧的社会问题，您认为城市该如何“脱贫”？
宋研究员：城市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通常指最低基本生活没有得到保证，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生存性贫困。相对贫困是指温饱问题虽已得到基本解决，但生活水平仍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从城市贫困概念不难理解，城市贫困人口指的是那些收入低、难以满足起码的生活水平、缺乏物质和服务、不具备与他人相同的权利去选择健康、长寿、自由和体面的生活、并且缺乏脱贫的手段、能力与机会的城市人口。
城市贫困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人口的迁移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要“脱贫”，需要从多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第一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扶持政策，政府花钱买公益岗位，解决城市贫困人口就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吸纳城市贫困人口就业，鼓励城市贫困人口自主创业；给城市贫困人口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政府组织城市贫困人口劳务输出等。第二是提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和水平，实现应保尽保。第三，扩大廉租房供给，并纳入各级城市政府政绩考核体系。第四，提供优惠的税收、信贷、市场准入等各种可行的办法，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城市贫困治理，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慈善、救助方面的作用。
《北京周报》：另外，虽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被看作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在现实中，经济体制对农民工群体的接受与社会制度对这一群体的排斥并存，您对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难题有何看法与良策？
宋研究员：农民工市民化缓慢的深层次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就要从体制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消除强加在农民身上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一是要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破除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户口的制度障碍；二是要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用工制度，破除农村人口不能与城市人口同等参与市场竞争就业的制度障碍；三是要实行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破除目前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四是要实行城乡统一的住房制度，破除目前农民住房不能上市交易的制度障碍；五是实行城乡统一的土地使用制度，在土地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让农村土地直接上市交易，让农民工带着资产进城。
《北京周报》：此次《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主题是“聚焦民生”，事实上，近年来，我们国家对城市民生问题越来越关切和重视，并切切实实解决了许多城市化过程中的民生问题，您认为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宋研究员：的确，我们国家对城市民生高度关注，并且切切实实地解决了城市化过程中的许多民生问题：一是城市就业与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2010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数约为3.2亿，为1978年9514万人的3.4倍；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是1978年的47.2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在下降。二是保障城市民生的制度与政策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相继建立并逐步完善。三是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不等增加。1999年全国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支出为3654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约为26%，到2009年则达到22729亿元，占比达到30%。四是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大幅度攀升，2009年参保率分别达到38%、53%、48%、40%、63%。五是教育普及水平大幅提高，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普遍关注的择校难和收费高两大难题部分得到了缓解。六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从1998年到2009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18.7平方米增加到30平方米，城镇住宅工程质量、功能质量、环境质量和综合配套水平明显提高。
《北京周报》：据我所知，您曾于2007至2009年受委派赴西北的兰州市安宁区挂职（担任副区长），在您作为理论工作者和政府官员的眼里，中国城市下一步的民生改善，要着力解决怎样的问题？
宋研究员：中国城市下一步的民生改善，要着力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行政管理制度。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城市政府财权和事权；建立民生导向的各级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构建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特殊扶持制度；建立高收入者为社会尽更多义务的制度；建立提高弱势群体参与城市治理的话语权和监督决策权的制度。二是构建有利于改善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从总量上控制政府收入，压缩行政开支，实行让利于地方、让利于民的政策；建立民生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变“土地财政”为“产业财政”和“民生财政”；建立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的保障制度。三是着力解决城市民生中的关键问题。狠抓就业与培训工作，努力实现“业有所就”；狠抓劳动合同与工资管理，努力实现“劳有所得”；狠抓社会保险工作，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狠抓保障房建设工作，努力实现“住有所居”；狠抓生态环境建设，努力实现“居有所宜”；狠抓各级各类教育，努力实现“学有所教”；狠抓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努力实现“病有所医”。
《北京周报》：此次《蓝皮书》还公布了中国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的综合排名，从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友好、支撑能力等4个方面综合评估，咱们工作和生活的首都北京，在全国286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二，对此，您认为是何原因让其脱颖而出的？还有，北京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较大，达到了46%，相当于提前10年达到2020年全国水平，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对此，您有何评价？它对全国有何借鉴意义？
宋研究员：北京作为正在向世界城市迈进的国际化大都市，本身具备了众多的发展优势，如政治和文化资源优势、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涉外资源优势、交通和信息资源优势等，而且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加之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城乡统筹发展能力较强，具备了极强的经济竞争能力，在全国286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二是其实力的具体体现。
北京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领先于全国，提前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是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必然结果，它对全国其他省区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一是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才能扩大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二是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北京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繁荣方面，还体现在社会和谐、环境友好、支撑能力等方面，是一种全面的发展、综合的发展，是一种有利于提高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质量的发展。三是“橄榄型”社会结构有利于城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追求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