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时会出现“救火式”或“福尔马林式”之类的现象。而保护工业遗产与一般古迹遗址的不同之处在于，往往要通过对其进行合理的再利用而实现其价值。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董卫教授说，大家之所以都关注工业遗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业遗产在所有的文化遗产里再利用程度最高。
近年来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不断有创新实践与成功案例出现，如“瓷都”景德镇进行的“生产性保护”；再如“798工业区”被纳入《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后，逐渐发展成为北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创意产业区；东直门水厂被改建成“北京自来水博物馆”，不仅丰富了博物馆类型，也有效发挥了为当地居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
然而，“利用式”保护也存在着定位雷同、重商趋利、不切实际等问题，导致工业遗产不可持续。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执行委员会规划设计部副部长展二鹏指出，在竭力追求商业规模和广告效应的同时，工业遗产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基本功能被边缘化，有些项目失去了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利用的基本目标、原则和要求，甚至违法违规。《无锡建议》主要起草人之一俞孔坚教授则表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不能赶时髦、“一窝蜂”，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要更加富有想象力，“这也正是《无锡建议》所倡导的。”
“不应该到处都是博物馆、创意园，甚至以保护工业遗产为名搞商业项目。”浙江省文物局专家郑建华认为，工业遗产保护应该有一种“活化”的概念，他举例，台湾有一家关闭多年的酒厂，当酒窖被再次利用后，每天参观者络绎不绝，“工业遗产的保护就真正‘活’了起来。”
在董卫教授看来，工业遗产保护实际上是以保护为基础，以再利用为导向，这样既保护了遗产，又促进了城市发展，可谓一举两得。他建议用多元化的模式、灵活多样的方式来保护工业遗产，既要重视它们对于城市记忆的不可替代性，又要注重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在注重土地利用价值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城市的长远需求，处理好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留下那些古老的记忆。
“保护方式的多样性，可以是工业性的也可以是亲民性的，无论如何应该避免工业遗产停留在空中楼阁的状况。”单霁翔会长表示，让工业遗产在再利用中得到保护；要扭转对工业遗产改造的任意性，避免在再利用中价值遭到破坏；扭转“推倒重来”的城市更新方式，促使城市由工业资源向文化资源转化，实现内涵式发展，综合复兴。“保护工业遗产不是孤立的文物保护，而是与城市功能的组织、城市空间的塑造、城市标志的树立、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旅游的丰富、城市环境的优化、城市社会的和谐紧密结合。”
在具体实践操作层面，他提议，各大城市要加强普查和认定，及时把工业遗产纳入城市规划，并公布为文保单位，同时建立多层次管理体系，针对价值大小程度，实施分类保护与利用，对还在生产或使用的工业遗产价值的突出部位、要素要强化管理，保证不被破坏。
评价标准层面，单会长说，各大城市要努力使工业遗产保护摆脱现在的恶性循环，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就要遵从3个标准：第一，让工业遗产获得应有的尊严，使其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城市景观而非脏乱差的城市死角；第二，让工业遗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非将之视为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幽灵”；第三，让工业遗产真正惠及民众。“只有民众从工业遗产保护中获得直接或间接的综合利益，才会积极保护，工业遗产才会有尊严，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惠及民众，如此进入良性循环。”
“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宣传、教育工业遗产的丰富内涵，曝光破坏工业遗产的违法行为。”这些年来，单会长还一直强调，公众的关注和兴趣是做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最可靠的保证，如果没有全社会对于保护工业遗产重要意义的广泛共识，说服公众认可工业遗产的多重价值是很困难的，工业遗产将依然面临危险。“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显示，要想获得所期望的公众支持，就要使人们分享对工业遗产认定、记录和研究方面的知识和兴趣，因此，宣传和教育非常必要。”他表示，专业性工业技术博物馆和处于妥善保护和开放状态下的工业遗产地都是宣传工业遗产价值和保护事业的重要场所。“要使全社会每一个人都了解保护的意义，教育部门负有重要责任。应将有关内容纳入教学计划，从小学、中学开始传播关于工业历史和保护工业遗产的知识，针对中小学校教育为学生编写具体教材。近代以来，中国涌现出大批富于创业精神的优秀企业和杰出企业家，孕育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工商文化，凝聚为一种尚德守信、务实创新的人文精神，这些都应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后纳入教材。学校应组织工业遗产参观学习活动，通过工业遗产中蕴含的伟大智慧和创造力，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高等教育则应在技术学院和综合大学中开设关于工业遗产保护方法、理论和历史方面专业教育的课程。应完善遗产的研究方向，强化多视角研究成果向实践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