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城市近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遗存，工业遗产是‘阅读城市’的重要物质依托。”身为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单霁翔在工业遗产委员会成立大会所作的主旨报告中说，跟进和保存有价值和有特点的工业遗产，并加以合理利用，对于维护城市历史风貌，改变“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保持生机勃勃的地方特色，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工业遗产具有历史的、社会的、科技的、经济的价值，同时也以其建筑和规划设计的水平等创造了巨大的审美价值。”
在此之前，他曾撰文解释说，工业遗产见证了工业活动对历史和今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见证了人类巨大变革时期社会的日常生活，纪录了普通劳动群众难以忘怀的人生，成为社会认同感、归属感和稳定感的基础；见证了科学技术对于工业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见证了工业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带动作用；见证了工业景观所形成的无法替代的城市特色。
“中国许多城市现在还保留着一些老工厂、旧厂房，这都是工业化的标志和象征，它们是中国工业文明史上一颗颗璀璨的珍珠。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珍珠的成分其实就是碳酸钙，也可以拿去烧石灰。”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认为，把这些工厂、厂房迁到城市外面去，甚至是直接简单的拆掉，显然是对工业遗产的一种极大伤害，“这些行为无异于弃珍珠的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审美价值于不顾，直接把珍珠当石灰。”
在单霁翔会长眼里，工业遗产的遗址地由于建设目的和设计的不同，随时间演变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有些代表着工艺、技术、地区或者历史环境，有些则包含了有全球影响力的杰出成就，这些是包括多个地点运营或系统的建筑群，其中许多组成部分是相互依赖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工业遗产的重要性和价值反映在工业景观、书面文献的记录以及人类技艺、艺术和风俗中所表现出的无形文化遗产上。”
早在2006年，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每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前夕，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便专门撰写了《关注新型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的保护》的长文，包括“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工业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探索”、“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实践”、“关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思考”几部分，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工业遗产保护的科学内涵。“人类文明的进化，取决于文化的创造、保存和交流。城市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城市的发展是循序渐进、有机更新的过程。”中国建筑学家与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世界人居奖”获得者吴良镛院士也曾指出，一个城市是千百万人生活和工作的有机的载体，构成城市本身组织的城市细胞总是经常不断地代谢的。“因此，应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之肌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索城市的更新与发展。工业遗产保护也应遵循这一理念，实现工业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互动与和谐共存。”单霁翔在文章中说，既要注重工业遗产保护对于城市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又要注重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尽量发掘其在历史、社会、科技、经济和审美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赋予工业遗产以新的内涵和功能，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互动发展。
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访问了有“中国第一厂”之称的江南造船厂。该厂前身是始建于1865年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距今已有近15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和摇篮。这里创办了中国最早和规模最大的近代民族工业企业，出现了近代中国工业文明第一缕曙光，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从弱到强的全过程，架起了中国引进近代西方科技的桥梁，诞生了百余项堪称“中国第一”的工业成果，培育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代科学家和工程专家，凝结了“爱国奉献、求实创新”的江南精神，造就了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也树立了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江南造船厂旧址理应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遗产列入保护之列。可以说一部江南造船厂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民族工业史和科技史。厂区内至今保存有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初创时期的建筑，还有建于1872年的船坞，建于1931年的指挥楼和飞机车间等。“在走访的过程中，无论是企业领导，还是普通员工都对江南造船厂的辉煌历史充满自豪。他们认为保护江南造船厂的工业史迹是数万‘江南人’的期盼，是对百余年‘江南人’情感的慰藉。”为此，单局长他们建议：保留江南造船厂旧址，在此基础上建设“中国工业博物馆”和大型工业遗址园区。如此，将使这一价值极高的工业遗产得到保护，为上海留下看得见摸得着的完整记忆，延续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的历史文脉。
“工业遗产保护对于我国而言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新课题，是具有理性认知、科学探索、广泛合作、公众参与的保护事业，是充满前瞻性、挑战性、创新精神和活力的保护行动。”单霁翔在文中表示，虽然中国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但是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以及一些传统工业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城市中的工业发展，必将由制造业为主体开始向服务业转型，管理方式从政府为主体向市场和公众管理转型，增长方式从数量扩张向质量内涵提升转型，发展内容从注重经济向注重文化和服务社会方面转型等，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必将伴随产业类型、空间结构、社会形态、意识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在这一迅速转型和激烈变化的形势下，如何使更多的优秀工业遗产得到妥善保护，如何形成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整体思路和方法，是需要不断思考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2006年5月，国家文物局向各省区市文物和文化部门发出《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在国家层面拉开了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序幕，指出“工业遗产保护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新课题”。
当时，工业遗产或者说是产业遗产保护，对中国人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在这方面，我们比欧洲国家要晚20年。”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院长、时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总规划师温宗勇对记者说，“许多工作都是摸索着做。”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并逐步形成完善的科学体系，特别是2003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通过的保护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进行定义，成为全球工业遗产保护的基础性文件；2011年11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7届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业遗产遗址地、结构、地区和景观保护的共同原则”——《都柏林原则》，现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的首要参考文件和执行准则。
2006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正是“工业遗产”，作为中国政府对此与国际社会愈发高涨的工业遗产保护呼声的回应，文物局官员和主要工业遗产城市的代表及专家学者，在被誉为“太湖明珠”的“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与乡镇企业摇篮”之一的江苏省无锡，通过了保护工业遗产的《无锡建议》。这个“建议”提出，“尽快开展工业遗产的普查和评估工作；将重要的工业遗产及时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登记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区别对待、合理利用工业废弃设施的历史价值。”
第二年，以各省为单位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正式启动，工业遗产作为新型遗产受到特别重视。到去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七批194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增至4295处，其中，工业遗产总数达到329项，其中广义工业遗产245项，近现代狭义工业遗产84项。
但与截止去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工业遗产共有25个国家50处（含广义工业遗产）、约占世界遗产总数的5%相比，中国仅有2000多岁的“都江堰”（公元前250年李冰父子在前人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1项广义工业遗产在列。
好在在加快提升生态文明，推进新城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背景下，工业遗产作为中国城市的既有空间资源，规模大、布局集中、综合条件优越，专家们与有关部门越来越意识到，对其的合理保护利用，对完善城市功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具有着重大的意义。
去年，张廷皓委员所在的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了工业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专题调研。“我们看到，一些高明的城市领导者，通过制定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较好地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在增加城市魅力、推动改革发展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整体上还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