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虽然当今世界的国际分工依然在发展，但遇到更多挑战，除了多边贸易体系受到挑战外，全球金融架构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区域金融合作必然会像区域贸易合作那样逐水草而生，而从亚太经合组织(下称“APEC”)成员之间的合作来看，中国不仅在贸易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将在区域金融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目前来看，中国正在搭建的合作平台至少包括三大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已经确定落户上海外，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还在设计之中，而早在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在访问东南亚时又提出要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
基建融资新选择
在今年8月举行的亚投行第四轮磋商结束后，有意愿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国家有20个。
实际上，早在2014年5月2日，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就参加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部长级会议，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韩国、蒙古、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中国等16个国家派员出席。东盟十国也在其中，而中国和韩国与东盟十国之间各自都有一个“10+1”合作框架。但这些平台都是贸易合作平台，而非金融合作平台，因而需要“配建”金融合作平台。
麦肯锡预测，2010-2020年，亚洲新兴国家对于基础建设投资需求将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能源和运输领域的基础建设投资需求将达8.1万亿美元。交通、能源、通讯三大领域是亚投行重点涉足的领域，这三大领域的投资需求量占前三，能源投资需求4.1万亿美元、通讯投资需求1.1万亿美元、交通投资需求2.5万亿美元，另有水及环境卫生领域投资需求0.4万亿美元。事实上，在组建亚投行的这16个国家中，一些国家是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许多基础设施项目在这些年来因缺乏资金支持而无法上马。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这16个国家中，中国、韩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9个国家都是APEC成员。目前看来，APEC成员之间的合作并不均衡，特别是美国拉着一部分APEC成员搞了一个TPP，中国与一些APEC成员合作搭建亚投行的意义就更大。一方面，建立亚投行在很大程度上也带有为APEC“配建”金融合作平台的作用，有助于使APEC的贸易合作与金融合作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建立亚投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亚太国家经济合作中富国、大国以及APEC成员过于唱主角的状况，有助于让APEC周边的其他欠发达国家最大限度受益于APEC的合作。
毋庸置疑，在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加快建设基础设施方面，近些年来亚洲开发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相对于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来说，亚洲开发银行往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更难以对APEC合作起到平衡作用。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到2020年，每年将需要8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而亚洲开发银行每年提供的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仅为1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建设亚投行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对资金的需求，提供了一个新的融资渠道。
必要的竞争
即将建立的亚投行与业已存在多年的亚洲开发银行之间在功能定位上有不少重合之处，至少从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帮助这个功能来看，重叠部分会很大。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跟进，而从前些年形成的基础设施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与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在支持有关，如铁路、公路、环境保护等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应当指出的是，亚洲开发银行虽然冠以亚洲之名，服务对象也是亚洲国家，但股东的构成复杂。美国是亚洲开发银行的主要股东之一，占有12.756%的投票权。除了美国之外，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等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目前来看，属于发达经济体的日本、美国、欧元区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在一起拥有亚洲开发银行50.6%的表决权，亚洲开发银行做出的重大决策很难说能够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利益至上的诉求，更难以做到使APEC合作的发展惠及周边更多欠发达国家。
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虽然仍处在主导地位，但其单方面的主导能力遇到挑战。至少，世界经济的“领导班子”面临改选，而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理应有机会成为“领导班子”的一员。目前来看，中国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持股比例只占6.429%，不仅低于日本和美国的15.571%。而中国的投票权只占5.442%。中国在亚洲开发银行中所占股份及投票权并未充分反映出国家的经济地位。从中国角度讲，倡议建立亚投行也不乏更深一层考虑，这就是在日美控制的亚洲开发银行之外，提供亚洲兴建基础设施融资的新选择，也有助于改变美国、日本等少数发达经济体在APEC合作中话语权过重的局面。
亚投行的建立势必会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有所竞争，而且也会对世界银行的地位带来挑战。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坏事，至少能够倒逼亚洲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更多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而不是动不动就以提供贷款为诱饵，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说三道四。在处理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之间的关系时，理想的状态应当是既要有各自侧重的一面，也有相互合作的一面，这需要有关各方加大沟通力度，将眼界放宽。
开张可期
据了解，亚投行的初始注册资本金规模暂定为1000亿美元，和亚洲开发银行1650亿美元的资金相比，差距并不大。中国方面的出资比例可能达50%，韩国、新加坡在出资上也会比较踊跃。但如果参与的国家较多，中方的出资比例可相应降低。
迄今为止，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韩国、新加坡的外汇储备也不少，建立亚投行的资本金是有保障的。而且，亚投行在注册资本上也实行“认缴制”，初期各成员国只需要缴纳20%的投资即可。
但应当看到，并不是每一个亚洲国家都对建立亚投行感兴趣。日本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大股东，一直享有较大的话语权。自从亚洲开发银行1966年建立以来，亚洲开发银行历任行长都由日本人担任。近来，中日两国关系因钓鱼岛问题而疏远，日本在建设亚投行上缺乏热情。
同时，印度对参加亚投行建设也不积极。不过，不久前印度财政部有官员称，印度可能会加入中国倡导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前提是印度围绕这家多边银行控制权的顾虑得到解决。事实上，印度未来10年需要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而现有的资金缺口显然不是靠一个亚洲开发银行就可以填补的。作为大量基础设施项目亟待上马的印度，想必现在还不急于将加入亚投行的路彻底堵死，还需要为加入亚投行而讨价还价。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期间，印度总理莫迪虽然表示印方“将研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印度方面对亚投行还仅限于“研究”，顶多算得上是态度积极。
不过，参加亚投行的吸引力还是无法阻挡的，8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蒙古签订联合宣言，蒙方宣布将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参与亚投行建设。在9月中旬出访斯里兰卡时，习近平也邀请斯方参与亚投行建设。从目前获得的响应来看，亚投行建设总体上乐观，其开张可期，但后续发展也会有诸多挑战。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10月24日，包括印度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