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利佩·索拉 · 2026-06-23 · 来源:北京周报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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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6年5月3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法庭共审判 28 名日本甲级战犯,为恢复国际秩序、维护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5年9月,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判决》。该书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专家联合编撰,收录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各类档案材料,包括法庭宪章、证人证词、书证、庭审记录及案件相关综述等。
阿根廷共和国前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长费利佩·索拉为该书撰写了书评,内容如下:

《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判决》一书封面(资料图)
在西方世界,为什么人们反复提及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却对南京大屠杀缺乏同等的历史记忆?为什么西方人对仍在持续的加沙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保持关注,却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我认为,世界存在一种国际政治决策策略,即突出20世纪某些骇人听闻的事件,而故意遗忘其他事件。南京大屠杀就是被故意遗忘的事件之一。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入侵南京。此后六周,日军完全无视国际法,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平民与放下武器的士兵。1937年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在其头版位置以“南京大屠杀的故事”为通栏标题,报道了正在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惨剧。《纽约时报》也紧随其后对日军南京暴行进行了多次报道。
1938年3月始,亲历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所拍摄的相关影像资料在美国传播。尽管美国政府已经通过驻上海外交人员获悉有关情况,也有多名国会议员看过马吉拍摄的影像,但当时美国政府既未发表任何声明,也未采取任何行动施加影响、进行干预。
大屠杀期间,涌现出一批勇敢救护中国人的外国人士。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是一位勇敢的目击证人。当日军四处搜寻、企图强暴年轻女子时,她在任职的校园里庇护了近万名妇女和女青年。重返故土后,她精神崩溃,于1941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自尽身亡。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曾佩戴纳粹党徽袖章,制止施暴的日军官兵,并利用其担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保护了众多民众。战后,他在德国身陷贫困,南京市长与民众伸出援手,帮他度过人生最后岁月。
为什么侵华日军会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我认为,日本的扩张主义与其西方纳粹盟友如出一辙。二者均靠对他国的仇恨不断催生、助长,奉行种族至上主义,自诩本民族高人一等。只有这种仇恨心态与种族优越论,才能解释为什么日军对中国平民大开杀戒,甚至连孩童也未能幸免。多名参与屠杀的日军士兵在证词中称,他们“杀人如同宰猪”。这场大屠杀背后病态的残暴行径,源于其长年秉持的偏见:将他国民众视作劣等族群,认为唯有将其铲除,才能构建由优等民族主宰的世界。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是工业强国,却受制于狭小的国土面积。彼时,日本拥有航空母舰、战列舰、发达的铁路网和实力雄厚的军队。日本军方势力不断膨胀,只尊重天皇以及奉行帝国主义思想。许多日本军官都了解并信奉这一历史观念。日本妄图凭借武力侵占邻国、攫取领土,对外扩张的思潮甚嚣尘上。有一句话概括了日本的扩张野心“八纮一宇”,意为“世界八方尽在同一屋檐之下”。这背后是日本企图将东京打造为亚洲一大帝国首都的野心。
早在1894年,日本就入侵中国和朝鲜,并于次年占领了中国台湾。1931年,驻扎在中国满洲(今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由再次入侵中国。他们占领了满洲,并建立了名为“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国际联盟派员前往当地调查,并谴责这一侵略行径。日本随后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在接下来长达14年的时间里,侵华日军在中国烧杀掳掠,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在中国军民顽强持久的抗战下,加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打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冬,蒋介石国民政府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开展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多方搜集整理海量罪证,并说服历经14年战乱、仍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的证人出庭作证。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审判”)正式成立,由各同盟国共同参与运作,并任命了来自美国、中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和菲律宾的法官和检察官。检察官会见了31名证人,撰写了《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在审判中,经证实的暴行比死亡人数更受重视。针对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法庭掌握的证据全面详实、无可辩驳,彻底厘清所有疑点,罪证确凿如山。
然而,80年来仍有日本右翼势力宣称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妄图否认其合法性。事实上,在东京审判期间,法庭充分保障了被告的辩护权,甚至因日籍律师不熟悉英美法系,专门协调了美国律师参与辩护。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达130人,其中20名是熟悉法律的美国籍律师。
时至今日,不少日本人仍抱有历史否认主义的心态。即便多年过去,即便日军官兵极端残暴的证据已经摆在眼前,这种态度仍然持续存在。累累罪证也未能扭转日本政府的态度。根植于所谓“种族优越论”的扩张型民族主义,贯穿了日本整个发展历程。
审判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在于重拾维系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使人们得以面对这段难以想象的惨烈历史与泯灭人性的滔天暴行。其核心要义是铭记、守护真相与正义。
背离真相,人们便无法确认所作所为合乎道义。缺失正义,各国人民便永无安宁之日。忘却过往,历史便会烟消云散,人类的良知也将失去根基。正如在南京大屠杀中痛失7位亲人的幸存者夏淑琴所说:“我不要宽恕,只求不被遗忘。”(作者系阿根廷前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长。
翻译:吴恺
责编:骆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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