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5年前，脸长得挺好看的北京白领刘纯儿，有多么“恨”浴室镜子里的自己：“一个小矬胖子，腰短，曲线不明显，腿更又粗又肥……”现在，曾经出门连裙子都不愿意穿的她，很爱在微信朋友圈里晒自己的“裙照”，也早已成为周围人，包括丈夫，健身的“楷模”。

　　正是从5年前开始，刘纯儿痛定思痛，想靠健身“弥补缺陷”，因为，她“将信将疑”了一位“社会体育指导员”在电视节目里所讲的话：“要使腿变得苗条，是有方法的，并不复杂，只要坚持健身训练，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指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等以外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它分两类，一部分是职业性的，主要就职于各体育场馆、健身俱乐部等，他们主要以教练的角色对健身者进行技术方面的指导；另一部分是公益性的，通过体育部门的培训与考核，他们走进社区、公园等健身场所进行辅导。如今，喜欢跑步、瑜伽、球类等项目的人，更愿意到健身馆里接受专业训练，而越来越多的百姓即使到街道、广场上去伸伸胳膊踢踢腿，大都会想找社会体育指导员问一问，让自己健身得更到位更“专业”更科学。自1993年起，中国开始推行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目前在北京，注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已超过4.7万人。而国家体育总局提供的数字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证书的已经超过170万人，拿到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达到12万人，大大超过中央政府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中规定的目标，全国每千人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达到1.7人，超过了1.5‰的标准，社会体育指导员正从重数量增加向重质量提升、从重培训向重实践指导转变，其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有所提高。

　　刘纯儿找到了那位社会体育指导员。按照其建议，27年来一直“旱鸭子”的她，首先“逼”着自己学会了游泳。“我还在泳池浅水的一端跑步，或穿救生衣在深水的一端做跑步动作。水的阻力会使双腿活动比较费力，却不会像在地面上跑步那样须承受那么大的震荡，所以是减去腿部脂肪的好方法。”

　　“炼大腿的最佳运动还有步行、骑自行车、越野滑雪、爬楼梯。”刘纯儿还在微信里“复制”专家说法：这些运动能消耗脂肪，不过对腿粗的人而言，他们可能会觉得跑步很吃力，非常不舒服，不想坚持下去，因此，把步行和跑步相结合是一个好办法……”平日里，她上班大都以步行为主，途中做几次短距离跑步，每次跑步200、300米左右，习惯后逐渐把跑步的时间延长。在家中，则每天骑健身自行车和健身球训练，还面墙而立，两手扶着墙面，左腿前脚掌抵住墙，脚跟着地。右腿向后垮半步，伸直，全脚掌着地，身体向墙压。坚持动作30秒，换另一条腿；或仰卧地面，双腿伸直放在健身球之上，臀部向上拉起保持不动，然后慢慢抬起右腿，用左腿慢慢的将健身球向身体方向滚动，再慢慢滚动回原位。重复8—10次换另一腿；或双腿打开，双腿于肩同宽，右膝弯曲45°左膝向前伸直，保持3秒钟，然后还原，换左膝弯曲伸直右膝。每边重复8—10次……

　　如今的刘纯儿，健身的目的和目标早已不局限于减肥和给腿减肥，更不会只为练就一双“筷子腿”或曾渴望拥有的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细胳膊细腿，而是“全面”的强身健体。“中国许多像我这样的女性都不再容忍柔弱的样子，更喜欢结实、强健的体格。”健身成为她愉快生活的一部分和必需品。

　　与此同时，根据北京市体育局的数据统计，北京全民健身的人数比例已经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50%以上的市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87%的市民将健康排在生活方式的首位。

　　“现在一天不健身，我都会觉得缺点儿什么。”即便雾霾天，除了在家“骑自行车”之类以外，刘纯儿更愿意用3分钟时间走到家附近的社区健身房，“那里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因为没有工作人员——它装上了人脸识别系统，我只要站在门前扫下脸，门就开了……”她特别介绍道。

　　也因为健身，刘纯儿结识了很多朋友，其微信朋友圈里就有好几个健身交流群，天天都会有人在群内“秀”健身照和健身心得。其中两个群还为她提供一个大“红包”：假如她出行到其它城市，当地“健友”都会带她免费去他们常去的健身房健身。

　　“我出差或旅游去过的多个城市，都在大力倡导各级各类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免费或优惠向民众开放，健身很方便。”刘纯儿还直观地感受到，这5年来，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和对健康问题的重视与担忧，越来越多的国人舍得将钱花在健身上，健身人数和场所日益增加，健身环境与条件也越来越好、越来越便捷。

　　就在刘纯儿说这番话的前几天，2015年12月23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实施效果评估总体情况发布会上证实，2015年年底，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至少达到1.57平方米，超额完成《计划》提出的“全国各类体育场地达到120万个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5平方米”的目标。

　　《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是中国国务院2011年2月15日印发的，对第12个“五年计划”时期（2011—2015）的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做出全面部署，从而使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与每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持同步，协同推进。这一《计划》规定，县级以上体育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不定期地对《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并在2014年对实施成效进行全面评估。国家体育总局通过评估各级政府提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水平，总结《计划》中所提出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和效果，探索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途径和措施。

　　“《计划》（2011—2015年）实施效果明显。”刘鹏局长表示，其理由是：一、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上升，截至2014年底，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3.9%，比2007年提高了5.7个百分点，其中16岁以上（不含在校学生）城市居民达到19.8%，农村居民达到9.5%，分别比2007年提高了6.7和5.4个百分点，超过《计划》中32%的预定目标；二、城乡居民身体素质有所提高，根据2014年国民体质监测结果，中国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为89.6%，比2010年提高0.5个百分点；三、全民健身“三纳入”（将全民健身事业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全民健身事业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将全民健身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基本实现。

　　中国是20年前正式开始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1995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被看作“在中国体育发展史、特别是群众体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时代意义”。2009年初，国务院批准每年的8月8日（2008年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开幕日）为“全民健身日”。提倡全民健身20年来，健身逐渐普及并得到广泛认可。

　　2013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群众体育研究中心主任、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办公室主任江崇民，从总局接到通知，让准备全国第四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通知要求，这项工作要在2014年内完成。

　　从2000年开始，江崇民就从事这项工作了，那一年也是中国第一次进行全国范围的国民体质监测。此后，每5年进行一次。可是，这第四次却提前了一年。后来，他才知道，国家体育总局为了给第13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中的相关研究做国民体质的大数据分析，所以调整了时间。

　　此次监测共涉及体育总局、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10个部委，在全国31个省（区、市）完成。监测对象从3岁到69岁，涉及到全国2904个机关单位、企业、学校、幼儿园、行政村等，共抽取531849人，其中，教育部负责30余万学生，体育总局主攻23万社会民众。国家体育总局为测试设定了非常严格的指标，社会成年人体质监测共有21项，“要是丢了3个素质指标，我们便认为没有完成这个测试，就要去掉。”江主任介绍说，最后，光是体育总局负责的监测数据中，就删掉了1万个无效样本。

　　2015年11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2014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在国民体质综合指数和国民体质达标率两项指标中，上海均全部名列榜首。

　　由于工作关系，刘纯儿多次去过上海。她很认同一篇报道，说“近年来上海，以‘少油少盐糙米沙拉’的健康餐饮为卖点的餐厅越来越多，特别是，可以提供的健身场所并不只有公共广场，社区附近的健身步道和很多周边学校的操场都是全天候免费开放的”。

　　在上海市体育局的官网上，可以查到市区体育馆开放时间表、社区讲座，还有太极拳健身操等课程。

　　“至于我本人，从请那位社会体育指导员指教开始，我便不知不觉享受到全民健身计划所带来的‘红利’，有幸见证了健身带给自己的变化，也见证着健身在中国发生的变化。”刘纯儿说。

 

国家战略

　　“健身潮”曾经兴起于上世纪70、80年代。而如今的全民健身热潮更多显现出自发自愿特征。不过，2015年12月2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推动民众强身健体的动力部分其实也来自政府。2014年10月，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一《意见》引人瞩目地提出“2025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力争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亿”等目标。

　　“体育总规模若超5万亿元，可推算得出体育占GDP比重将在1%—1.5%，这将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体育发展水平相差不多。”著名体育学者、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指出，在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服务业水准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也是推动第三产业与服务业的发展，“体育产业又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拉动就业。并且能够促进全民健身，改善国民体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意见》提出的“文化体育业按3%的税率计征营业税”被易副校长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他举例说，以前如高尔夫、台球等都放到娱乐业中，均按娱乐业标准征税，税费相对较高，“目前文化体育产业享受到扶持政策，将提升其发展动力。”

　　去年秋天，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哈佛大学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其集团正考虑针对体育相关企业的“一系列并购”，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体育产业却相对较小，他认为，“体育产业在中国绝对前景光明。具有几十倍的增长空间。”

 

多方推手

　　2015年7月30日凌晨1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记者陈妺跑在北京十三陵景区外面的山路上。“我在心里默默算着，距离宣布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还有不到40个小时……”此时，包括她在内的34位跑友，正一路相互接力。第二天傍晚，当他们冲进崇礼一座正在兴建的奥运滑雪场地的时候，电视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从信封里掏出那张印有“北京”的字条……中国要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两年多前，陈妺在报道北京马拉松大赛（Beijing marathon）与节目进行连线时，主持人告诉她，有听众说，你年年“忽悠”人跑马拉松，什么时候自己也跑一次马拉松啊？“我当时打哈哈过去了，但隔天越想越不对劲，我怎么就不能跑马拉松呢？”

　　其实，陈妺也是一个有健身习惯的人，从小因喜欢喜欢NBA而爱上了体育。为了更好地报道全民健身和提倡运动生活，她开始练习马拉松。“头两周是感情蜜月期，那时我对跑步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感觉身体越来越健康，精神状态也很满血……”整整1年、累计跑过了600公里之后，她终于成为全国第一个拿着话筒到赛道上跑着采访马拉松的体育记者。

　　在陈妺30岁生日的头一天，她参加了一个10公里的比赛，那是其人生中第一个正式比赛。“马拉松真的是一次旅行，会遇到各种各样一起跑步的人，我跑着跑着就有人上来跟我聊天儿。有两个男生和我一起跑，跑过终点后，他们就开始谢我，说如果没有我他们都完不成这10公里。其实我也挺感谢他们的，因为我了解自己特别需要陪伴。这次比赛我跑了57分钟，是我10公里最好的成绩——这个30岁的生日礼物太好了！我终于发现了一个进步的自己，一个超越的自己！”

　　2014年，陈妺参加了北京马拉松全程比赛，并一边跑一边采访。可赛前因为工作她中断训练已1个月，由此预估这是一次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当真的跑完全程后，我才真正明白了——马拉松就是了解自己和超越自己的过程”。她也把反思结果传达给听众：马拉松是一个非常科学系统的运动，比如要在比赛前一周开始调时差（早上8点发枪，至少6点就要出门）；一周内要吃粮食；比赛头两天每天要喝两升的水，以保证身体处于水分充盈的状态等……

　　从2003年1月到2015年12月，北京市体育局还与北京体育广播联手打造了“空中运动课堂”，播出超过1000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空中全民健身朋友圈。

　　当然，由于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全民健身朋友圈显得愈发庞大。健身类App刚兴起时，创刊于1980年的中国最早的一本健身杂志《健与美》的副主编王凤珣就下载过多款试用，最终留在其手机中的并不多，他喜欢能够提供饮食建议和带有活动社区功能的软件，在上面和健友们交流，对自己很有提高和督促作用。

　　“互联网+能够把聪明人带到健身行业里来，其实它应该是一种新式的商业思维。”王副主编对媒体表示。

　　2014年，深圳市一座白领聚集的写字楼前从天而降一“飞屋”，不但可以一夜间落成，还能一夜间搬走。这建筑物外墙上印有“超级猩猩”的字样，它其实是几个集装箱，实则“迷你”健身房，不但有智能跑步机等运动器材，还可预约教练进行一对一教学或“拼课”，但无需办理健身卡，只要通过微信或App预约，按小时缴纳器材使用费即可，全程自助健身。

　　而前段时间，北京部分传统健身场所发起了对“小熊快跑”等几款包月健身卡的联合抵制，原因在于，用户以每月99元人民币的价格能任意去发这种卡的机构签约的场馆健身，虽然每个场馆1个月的消费次数不得超过 3 次。这种以低价吸引更多人走入健身房的做法，自然也挑战着健身行业的秩序，但对普通消费者而言，以不高的价格开始一种更健康的生活“很是划算”。

　　很显然，这源于美国本土近来流行的“ClassPass”模式：用户每月花99美元便可以到任意一家健身场馆锻炼，但不限次数，用户很乐意支付两顿饭的钱去体验不同的健身课程和运动器材。据了解，在美国，健身已是全民常态，健身行业发展较为完善，主要体现为以健身工作室为主、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格局。健身工作室一对一或一对多私人教练服务较为流行，也是美国健身行业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中国相较于美国市场来说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人口红利。”小熊快跑COO田影影说。1年前，当国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时，她关注到互联网+体育类项目的空间，从原本纯做线上的工作转为做O2O领域，2015年4月份着手启动“小熊快跑”的创立。“在中国做 ClassPass，瞄准的用户应该是那些本身在健身外观望的人群，他们几乎是现在健身房人群的几十倍。

　　中国传统健身场所的盈利模式还比较单一，主要盈利点在于收取客户的年卡费用或会员年费。这是一种预售卡的模式，卖的是客户在健身场所未来一年的健身时间，以此拿到足够的现金流，供应场馆运转。致力于帮助创业者实现创业梦想的中国创业者信息平台和服务平台“创业邦”的张珣认为，这种模式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传统健身场所很难培养起既能够给自己带来盈利又能长期付费的客户：如果这个客户常年付费，多半是健身场所的常客，来的频率会很高，健身场所在其身上赚不到钱；如果这个客户来了几天或者一段时间就不来了，下一年会再办年卡的可能性也会小很多。因此，传统健身场所需要通过养活一批销售人员招揽客户，以保证有足够多的人购买年卡，进行“冲动消费”。同样，相比起健身教练的健身经验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教练的销售能力，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健身场里所普遍是工作2年以内的年轻教练，却留不住有经验的优质健身教练。

　　“中国传统健身房年卡容易让人望而却步，而99元每月的价位可以降低用户健身的门槛，特别在挖掘潜在的用户上。”景林投资董事总经理潘迪认为，现阶段正是抢占市场空白的阶段。而这个模式后续如何跟健身场所、工作室或者教练形成可以循环演进的一个生态系统，这有待于探索。

　　若不是在微信等媒体上看到“99元包月健身”的广告，很多人可能不会进入或不会那么快重回健身房，不少人办过几千元的健身年卡，却由于工作忙而几乎没有去过。

　　“ClassPass模式的另外一个核心是起到导向阀的作用。”张珣说，通过限制同一家健身场所使用次数、健身场所项目预约等方式，客户从手机端流入APP，经由APP再分流到各个健身场所，实现一个入口、多个出口的功能，为那些原本客户流量不足的健身场所注入新的客户资源，为由于健身房人满为患而苦恼的客户提供其它选择。“传统健身场所看重的是长期的客户，不是短期散客。在这个方面上，基于ClassPass模式的商家如何去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配商业利益，达到互利共赢，将会是商家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不管怎样，传统的健身行业，正在被互联网+风潮改变，各种“聪明人”也从助推全民健身的热潮中脱颖而出，并“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