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比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更快的是蔓延在西方媒体平台的舆论病毒。它的临床表现为：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仇华情绪（xenophobia）和针对中国和华人的种族主义言论（racism）。 

　　我们来看一组病例：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为此庆祝（a victory lap），认为新冠肺炎能“帮助”就业岗位回归美国（Coronavirus outbreak could HELP bring jobs back to U.S. from China）； 

　　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凯尔·巴斯（Kyle Bass）说，希望《环球时报》和所有中国共产党员赶快全都感染新冠病毒（Let the Chinese virus rampage through the ranks of the GT and the res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一位23岁的中国女孩在德国被两位外国女性吐口水、殴打，柏林警方认为这是典型的“仇外”事件； 

　　法国一份报纸在头版位置大字标明“黄色警告”并配以一名女性带着口罩俯瞰北京城的图片； 

　　在加拿大，有报道称中国孩子在学校被霸凌或者孤立。在越南某些餐馆，中国人被禁止进入…… 

　　一场疫情，人性之恶暴露无遗。 

　　西方媒体借机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网络上随便摘点小道消息，不加核实，就放大成“中国政府执政失败”的证据。 

　　武汉封城了，它们有话说：有必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措施吗？中国的人权在哪里？自由在哪里？ 

　　感染人数上升了，它们还有话说：为什么政府要隐瞒疫情不早点采取措施呢？为什么任由被感染人四处走动呢？其他人的健康怎么办？ 

　　中国政府到底有没有瞒报疫情，到底有没有封锁疫情消息传播，我们来看中国疾控中心在1月28号发布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展和风险评估》中，相关部门的反应时间： 

　　2019年12月29日，湖北当地卫生部门接到报告，有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4 名患者均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从业人员； 

　　2019年12月30日，湖北省和武汉市卫生部门启动调查和病例搜索工作； 

　　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中国疾控中心介入调查；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向社会发布疾病暴发信息； 

　　2020年1月1日，基于初步调查结果，关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2020年1月3日，武汉市启动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监测、病例调查，当日向世界卫生组织等通报； 

　　2020年1月8日，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次暴发的病原； 

　　2020年1月10日，中国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分享了病毒的全基因序列； 

　　2020年1月10日后，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和企业开发并测试了PCR 检测试剂盒。 

　　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面对汹涌的舆情，到底什么才是真相？ 

　　在每一个新的领域，真相是渐进的、是发展的、是辩证的。人们对真相的探索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点成线的过程。当人们对真相的认知还处于浅层和表层的时候，他们所作出的判断和举措肯定也是不够成熟的。 

　　此次新冠病毒事件中，对于未知病毒，政府和卫生部门的应对措施大多基于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就好比守城的士兵，当他站岗放哨发现七八个敌人（病毒）的时候，他是选择直接消灭敌人，还是应该惊吓过度，立刻关闭城门，筑起铜墙铁壁？ 

　　当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里提醒朋友们注意提防新病毒的时候，还没有几个呼吸科专业医生听说过这个病毒。那时，有限的研究还不确定是否会人传人。在真相不够明朗的情况下，早期预警过度也有可能是虚惊一场，会给公众带来不必要疑惑和恐惧。 

　　当然，事后诸葛亮谁都会。而某些媒体借机来横加指责中国政府隐瞒真相、谎报信息，根本就是居心叵测，用心险恶。 

　　西方媒体不会告诉外国读者，中国政府是怎样把全国人民调动起来，众志成城，打好病毒防疫战；他们也不会告诉自己的读者，中国宁可牺牲自己的经济也要保护世界人民健康的决心；他们在不遗余力的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时候，根本无暇顾及与病毒做殊死搏斗的勇敢的中国医生、护士和普通公民，这些“逆行者”们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他们也冷眼旁观中国建筑工人们是如何在10天之内建成两座医院，为患者增添了2500张床位；他们更不会告诉读者，中国政府是怎样及时更新疫情实况，确保信息公开透明。 

　　“我哭了，因为他们的故事永远会是未知的，他们的人生泥牛入海，灰飞烟灭，因为西方人根本不在意他们。”一位名叫尼尔·常诚·科拉克的中英混血的大学生写道。他的外婆从中国返回英国后，自我隔离14天。“即使她被感染的几率很小，即使她也想和我们一起庆祝农历新年。”   

　　诚然，我们无法左右别人说什么、写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有良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