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房者最近有点担忧，因为中国的房价在政府的调控下失去了上涨的势头，想靠炒房赚大钱，在当前有点不太现实了，有些炒房者希望尽快卖掉自己手里的房子，只要不赔就行，但这样的愿望似乎也有点难。  

　　“炒房”是中国在最近十几年才新兴的一个词，伴随着中国城镇住房商品化而出现的。但炒房推高房价引发的社会浮躁，以及潜在的经济风险，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而且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中国政府就希望“住有所居”，房子的民生内涵远大于商品内涵，因此习近平主席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观点，也就成了中国房地产调控的主要指导思想。  

　　“住有所居”是中国人的梦想和追求之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安居乐业”是美好生活的体现。70年前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住房损毁严重，城市住房资源十分短缺，住房来源只能依靠统筹安排现有住房，或者合理分配新建住房。1950年的时候，全国城市住房存量总面积只有4亿平方米，城市人口6169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5平方米，住房条件十分恶劣。 

　　当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每个单位除了主营生产业务外，还有学校、医院等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因此单位职工的住房也由单位建设好后分配给职工。房屋分配制，是当时城镇住房主要形式。 

　　随着中国人口的增加，但城市居民居住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1978年改革开放时全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比1950年时还要少。主要原因是房屋建设主要由国家出资，负担太重，建设太慢，房子的供给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为了减小政府房屋出资负担，加快房子建设，1980年6月，中国政府开始探索有限的住房商品化制度，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分别承担房屋售价的1/3。1988年中国政府将住房福利制度改革正式纳入改革开放的大规划，提出“住宅作为个人消费品可以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买卖”。这段时期，中国城市开始出现私营房地产商，房子供给慢慢增加。 

　　但中国住房真正市场化是在1998年之后，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意外契机。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中国政府将房地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于1998年7月3日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要求彻底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这一改革切断了职工和单位之间的住房纽带，自此中国住房制度进入了全新的市场化时代。 

　　之后的十几年里，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建设热潮，房地产投资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房地产建设改变了城市面貌，改善了中国人的居住条件。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0平方米，是70年前的7倍多。新中国成立初城市到处低矮的平房，如今变成了现代化的具有独立卫生间、厨房、淋浴、供暖、供气、供水设备的成套住宅，无数家庭“住有所居”的梦想变成现实。 

　　从中国住房70年历程来看，满足民生需求永远是房地产的主题。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分房如此，在当前市场经济下的商品房时代也是如此。高收入者通过市场购买住房外，中国政府还通过加快棚户区改造，加快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等，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但房地产建设热推动了房价的上涨，使得商品住房的投资属性被过度放大，炒房者也随之出现，并似乎成了中国住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职业”。炒房在发达国家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是常态，但在中国以居住为主的房地产观下，是不允许的，过热的房价会给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美国两房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教训毕竟不远。 

　　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依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中国每年有几百万大学毕业生，有许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群，也有许多亟需改善住房的人群，这些都是房子刚需。因此中国需要房价的稳定，房地产的民生属性，需要对炒房者坚决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