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把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但这也促使东亚国家开始加速区域自由贸易机制的建设，一度中断的中日韩合作也开始重回正轨。年前，三国就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了第十四轮磋商，并确定今年在日本展开第十五轮磋商。中日韩三国不仅志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制度，而且要建立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但事实上，中日韩合作的意义和肩负的重担远不止这些。对三国来说，不仅需要抓住目前的时机积极推动合作进程，更需要在面对障碍时展现勇气和智慧。

合作的基础与障碍 

　　推动贸易自由化是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主旋律。在全球性贸易体制谈判难以取得进展的时候，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就成了各国寻求贸易发展的主要手段。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自由贸易也同样如此，它在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具有助强欺弱的效应，既自由贸易往往是有利于强者。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发达国家之间，自由贸易谈判也极为艰难的原因。每个国家都希望借助自由贸易获得利益，同时又尽量避免它给自己带来伤害。所以，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始终是相生相伴的。 

　　贸易保护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是发展中国家为扶植幼稚产业所需的适度保护。这类保护属于自由贸易发展中的过渡性措施。第二种是发达国家为确保优势地位而采取的保护措施，比如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壁垒，和对某些特定国家的政治歧视。美国现在以所谓安全为名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措施，都属于一种政治歧视。此外，利用优势地位逼迫发展中国家过度开放，从而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而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已经超越贸易保护主义，走向反自由贸易的方向。 

　　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都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三国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三国之间贸易和相互投资的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如今，中国是日韩最大的贸易伙伴，日韩则分别是中国第2和第3大贸易伙伴国、第1和第2大投资来源国。中日韩三国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十一大经济体。2017年，中日韩三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8.4万亿美元，总量已经超过欧盟的17.28万亿，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占全球的22.8%。三国间贸易额超过6400亿美元。如此强大的经济和紧密的贸易关系构成了中日韩三国建立自贸区的物质基础。 

　　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自2012年11月宣布启动到现在历时六年依然未见雏形，这主要是由两大障碍导致。第一是经济上的级差障碍，第二是政治上的互信障碍。在经济上，中日韩三国处于高中低三个不同层级。日本属于发达国家。韩国是新兴工业国。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三国经济有较明显的垂直型互补，也存在着较为激烈的追赶性竞争。但在谈判中，这种互补不仅不能促进三国间的接近，反而造成三国的隔阂。就是日本一方面只愿意谈工业品的自由贸易，而对农业采取了强烈的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日本强调高端制造业的开放，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持较为保守的态度。这就使得互补难以发挥作用。而在高端制造业日韩之间的竞争又极为敏感。简而言之，三国贸易谈判是贸易博弈占据主导，而合作共赢的意识不足。 

　　其次，日本与中韩两国之间存在的历史以及现实的政治矛盾，特别是日本欲做政治大国，试图在地区内扮演主导角色的心理，加剧了地缘政治因素对中日韩合作的干扰。像日本追随美国对华为公司的产品采取限制措施的举动，一方面反映了发达国家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虚伪性，一旦面临新兴国家的竞争就会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也说明自由贸易不仅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更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基础。 

合作的目标与意义 

　　在区域合作的倡议中，中日韩合作的提出时间相对较晚。纵观整个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可以看到，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日本和欧洲都完成战后恢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世界经济除南北对峙外，还出现了西方美欧日貌似三足鼎立的格局。此时，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和日本地缘经济战略的共同作用促进了东亚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随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普遍正常化又大大推动了这个进程。 

　　由经济结构所决定，当时在地区合作中，亚洲国家普遍接受亚太地区合作的概念。亚太经合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但先是美国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将亚洲国家与北美割裂；后是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拒绝伸出援手。这导致东亚国家寻求自主合作。 

　　为避免东亚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干扰区域合作，东亚国家采取了由东盟主导地区合作的办法。但东亚地区的经济80—90%在中日韩这边，东盟主导就成了小马拉大车。所以，1999年中日韩三国开始探讨三国合作。 

　　很显然，三国合作的任务除了要促进三国经济的发展外，还包括要通过经济合作消除地缘政治冲突的根源，以及通过三国的合作推动东亚地区以及亚太地区的合作。但是，这种局面恰恰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从朝鲜半岛，到钓鱼岛，再到南海，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此起彼伏。而安倍政府修宪强兵，让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与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的一拍即合，使得中日关系陷入困境。奥巴马试图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经济上将中国与东亚国家割裂，这也使得日本无心中日韩合作。如今虽然特朗普让美国退出了该组织，但日本同其他国家一起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坐拥了一个有五亿人的市场。这可能成为日本在中日韩谈判中抬高要价的基础。 

　　目前，由于特朗普的“美国第一”的政策，东亚国家区域合作的意识再次增强。但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很可能会走在中日韩的前面于2019年完成谈判进程。那么中日韩合作将在地区合作中扮演什么角色就是个问题了。究竟是可有可无，还是拖后腿，或者是所谓高水平的协定？如果我们只是从单纯的经济观点去思考，那么很难找到答案。 

　　对于中日韩三国来说，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合作的目的，绝不是单单为了让资本有更多获取利益的空间，而是为了让三国人民，乃至整个地区在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中享受繁荣。李克强总理曾表示，中日韩“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引领区域一体化进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负有重要责任”。所以“努力推动地区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才是我们的目标。而现在，是我们为这个目标发挥智慧的时候了。（作者系资深亚太问题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