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顺利地结束了。此次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成功表明了经济全球化将进一步深入发展。这种全球性合作机制的光辉使得一些地区性合作显得暗淡。而作为东亚的重要国家，中日韩之间的合作则更显得扑朔迷离。虽然此前中日韩三国外长在时隔5年之后，在东京举行了第八次三国外长会，但在北京时并未举行三国峰会，而只是分别进行了双边的首脑会谈。中日韩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的70%，占全球的20%。从规模上讲，三国合作不仅对东亚地区，而且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东亚国家也希望三国能在经济上对地区发挥共同的引领作用。但或许恰恰因为三国合作对地缘关系的重要性，反而增加了三国合作的阻力。回想2010年三国领导人通过的《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再看看眼下三国合作的现状，使我们不得不对三国合作的未来发展感到担忧。未来要推动三国合作的发展，需要首先克服地缘政治造成的一些心障。

　　日本受困于历史的魔咒 

　　对于这次的习安会，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标题是“安倍与习近平会谈，欲构筑稳定友好关系”。不过这个标题也只能忽悠日本人和部分的国际舆论。在中国，恐怕很难有人相信。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向来是听其言观其行。安倍的对华外交，目前已经没有道义可言，除了对抗还是对抗。他在几乎所有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场合都会不失时机地指责中国，几次要求首脑会谈的目的并不是要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而只不过是要当面表达指责的意见。 

　　安倍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或者想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以南海问题为例。在南海问题上，安倍在此次会谈中再次呼吁“法治”的重要性。那么南海是什么“法治”呢？此次仲裁庭裁定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南沙所有岛礁都不具有岛的地位。众所周知，太平岛面积超过0.5平方公里，每日能产几十吨的淡水，可供百来人的生活。而靠近南海的日本的冲之鸟礁在被日本进行了水泥浇筑之后也才十几平米，是一个绝对的礁石。可是日本在不停地要求中国遵守仲裁的同时，却坚称冲之鸟礁是岛屿，可以享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甚至在仲裁后，日本还加派了海保船去阻止中国台湾的渔民接近那个地区。这就是日本的国际法制精神，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可以明确地将其定义为强权政治。 

　　可以说，中日关系发展到如今的地步，与安倍对中国的对抗性政策有着直接且密切的关系。 

　　安倍对抗性政策的根源，在于日本的历史魔咒。历史修正主义是日本右翼的意识形态。二战以后，美国因为迅速到来的冷战，保护包庇了大量的军国主义分子，压制了国际左翼运动的冲击带给日本社会的和平、正义和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力量。这就使二战以后，人类新的文明之光在日本显得极为暗淡。 

　　以政治保守势力为核心而组成的日本自民党，不能给日本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想意识，相反却以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为核心使命。在将甲级战犯的亡魂引入靖国神社之后，他们开始大力推动政治性参拜，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侵略历史，这些都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表达手段。他们要表达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不受虐”的精神。因此，他们执意要修改被“外国强加”的宪法。而这个宪法“强加”给他们的就是，个人自由意识、民主和“非战”。他们要把这些改掉，然后会走到哪里去呢？ 

　　事实上，在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后，日本几乎找不到精神支柱。他们唯一想到的就是重回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追求成为政治大国。而这种追求与人类的发展进步没有任何关系，它所要表达的只不过就是日本再次成为强国。所以，你看不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它只是通过各种手段希望国际社会再次认可它的强国地位，诸如在否认侵略历史和挑战人类正义的基础上，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之后，日本右翼就受不了了。安倍二次执政后发誓日本绝不做二流国家。但要扮演一流的角色，安倍就只能是在外交上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态度，否则他真不知道到哪里显示自己的存在感。 

　　所以，只要日本不能摆脱历史的魔咒，让日本的思想意识摆脱十九世纪帝国思维的困扰，则中日关系的发展就很难找到出路。 

　　韩国迷失于现实的忧虑 

　　中韩关系在冷战后获得迅猛发展，几乎可以作为冷战后东亚政治和解的典范之一。事实上，中韩关系的发展，不仅大大改善了东北亚的安全环境，而且对推动东亚地区合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金大中执政时，中韩联手在推动东亚共同体上取得诸多进展。 

　　近两年在中日韩三国合作因日本问题而受阻的情况下，中韩两国率先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可以说，中韩关系的发展正在逐步成为东北亚安全的一个重要的稳定器，以及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是，所有这一切，却因为韩国在面临朝鲜核试以及美国压力的复杂局面时，竟然同意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导弹而被颠覆。如果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在韩国，其探测范围可远达中国腹地，同时由于它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所以它自然地就是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萨德在韩国的部署，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对此，韩国政府尚未给予足够认识。 

　　韩国的心障在于，在面对朝鲜问题、内部左右对立、以及美国战略制约，等诸种因素的困扰时，缺少集体性的反思，找不到自己的道路。或许，如果中韩之间能够就安全问题开启对话磋商机制，有助于解决萨德造成的困境。 

　　总之，中日韩合作需要日韩摆脱旧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所造成的心障，当心清智明之时，才能走上面向未来的新路。（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