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情地说到。

　　《北京周报》与周恩来总理有难以割舍的情缘。1958年3月5日，《北京周报》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成立。因而，今年既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也是《北京周报》创刊60周年。燕子声声里，思君又一年。我们深切缅怀周总理，这位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的领导人，这位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尊重的伟人。他是新中国外交的中流砥柱，更是用真心为人做事的楷模。 

新中国外交的中流砥柱

　　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在中国共产党内负责外事工作，有着丰富的对外工作经验。他坚持原则，在实质性问题上从不退让；同时，他又通情达理，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灵活多变，从而能够很好地“求同存异”。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出任外交部长，一直负责外交工作到1976年逝世。在这二十多年中，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成为了各国和平相处的基础，是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被写入了联合国文件。直至今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在国家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周恩来积极推动我国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1956年到1965年，周恩来多次出访亚非国家，足迹遍及两大洲20余国。每到一地，他都受到热烈欢迎。他与各国领导人进行深入会谈，取得许多成果。他的亚非之行掀起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交的热潮，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团结与日俱增。 

　　周恩来也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争取与西方国家的友好交往。在中法建交、中美建交这些改变国际格局的大事件中，都有他的心血和智慧。“台湾问题”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的主要阻碍，在这个问题上，周总理从不妥协让步。他一方面通过谈判协商进行政治斡旋，一方面用真心、诚心与西方国家领导人交朋友。 

　　为做好外交工作，周恩来多次遇险。在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前夕，台湾方面得知了消息并派遣特工在中方为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上安置了定时炸弹。幸运地是，周总理出发前不久，缅甸总统邀请他赴缅就万隆会议进行预备性磋商，其行程临时改变，从而躲过了这次暗杀。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76年周总理逝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8个增长到107个，且在此期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付出和领导。 

卓越的人格魅力

　　1964年1月2日，新年刚过，时年66岁的周恩来总理正在阿尔巴尼亚进行访问。当晚，一个令他焦急不安的消息从加纳首都阿克拉传来：加纳总统科瓦米•恩克鲁玛在自己总统府的办公室外遇刺受伤。而此时，距离周恩来总理原定访问加纳的日子只有不到10天了。 

　　局势动荡，中方代表团的同志们从总理安全的角度考虑，建议取消或推迟对加纳的访问。面对这一切，周恩来总理依然决定按原计划访加。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越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越是要去，这就叫‘患难见真情’。”并且，考虑到恩克鲁玛的安全，周总理主动向加方建议免去一切欢迎礼节，双方的会议和宴会都在恩克鲁玛居住的城堡内举行。 

　　好一句“患难见真情”！周恩来总理与人打交道总是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他的人格魅力也给各国领导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驻卢森堡大使、原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施燕华在接受《北京周报》采访时说到另一个例子。有一次周总理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从夜里谈到了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周总理耐心地给他们介绍中国的经验，同时也推心置腹地跟他们说不能一味照搬中国的做法，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政策。他不说假大空的套话，他讲得都很实在。 

　　“为什么外国人那么敬重和钦佩周总理？为什么他去世之后有那么多的外国领导人都评价他为世界级的伟人？我想，就是因为周总理他的为人处事、他的工作方法和他的奉献精神非常打动人心。他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在工作，也是为他国、为世界、为和平、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在与各国的交往中，他做工作不厌其烦，像对待朋友一样真诚。”施燕华大使这样总结周总理的外交精神。 

翻译不是简单的传声筒

　　长期以来，周总理始终非常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他用心关注年轻翻译的成长，同时也对他们要求很高。作为在周总理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外交工作人员，施燕华大使对总理当年的敦敦教导记忆犹新。 

　　施燕华大使告诉《北京周报》，周总理将培养翻译作为培养高级外交官的源泉，经常有专门的指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求翻译人员懂政策、有政治敏感度。他常说，翻译不是简单的“传声筒”，不能只注重文字方面的提高，还必须要加强政治素养的提升，这样才能把握翻译中的分寸。 

　　在总理的要求下，一些外交简报、会谈记录都可以打破级别的限制给翻译参阅，这帮助了像施燕华一样的众多年轻翻译提升了自身的水平，也使他们能够更充分地准备外事活动。 

　　据施燕华大使回忆，1965年，她还是翻译室的无名小卒，但她的爱人吴建民已经被分到翻译室法文处给领导同志做翻译。有一次吴建民给总理做翻译，外宾到场前，总理问他有没有看外宾来访的简报。吴建民因为级别有限看不到，总理了解情况后就生气了，对主管非洲事务的领导说：“怎么能不让翻译看呢？如果不了解相关情况，怎么能翻好呢？”得益于周总理对外事翻译的诸多指示，年轻一代的译员得到了很好的学习资源，迅速成长为新中国外交翻译的中坚力量。 

　　周总理还对中国的外宣工作关怀备至。中国外文局下属的《北京周报》作为一份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诞生的外文新闻刊物，时至今日依然在国际新闻舆论主阵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的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央，这也对当今中国的外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些年我常去外文局开会，了解到我们现在的翻译方法、外宣方式有了很大改进，更加注重受众的文化背景和理解能力。这得益于外文局的重视和努力。如今我再碰到一些美国人、法国人，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更多了一些，理解更准确了一些。”施燕华大使对我国外宣事业近年来的进步给予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