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2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美国的总统纪念日，但在今年的“总统日”，美国多地却爆发了反对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示威活动，组织者们将这次示威活动戏称为“不是我的总统日”。 

　　美国是否正在被“颜色革命”反噬？自从目睹特朗普胜选后美国国内的第一次大规模骚乱爆发起，我心中就涌出了这个疑问。之所以如此怀疑，是因为这方面的历史与现实教训实在太多，我也从来就不相信美国是什么可以摆脱普遍规律影响的“山巅之城”、天骄之国。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在一个过度对外扩张的帝国，君主对“边功”、军队官兵对军功名位和战利品追求无度，往往会造就出一个、乃至一批手握重兵超出朝廷驾驭能力的大将，形成“外重内轻”局面；待到经济财政承受不起过度军费开支而必须改弦易辙，或是正常的功名利禄犒赏无法满足这些官兵的欲望索求，统兵大将反噬的阴影常常就会笼罩这样的国家。历史上中国人最熟悉的这种事变是安史之乱，唐初边防统兵大将都是“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即使李靖、徐世勣这般功勋卓著的战神也不可能坐大而称兵作乱；开元中期之后，由于“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安禄山因时而起，青云直上，长期统率重兵强镇，兼任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最后渔阳鼙鼓动地来，繁荣昌盛的大唐王朝顿时直线滑下没落深渊。 

　　当代，热衷于对外干涉、对外输出动乱而导致颠覆性势力膨胀坐大，最终反噬本国，这样的案例同样不胜枚举，最典型者莫过于 “祸水外引”策略。一些国家将本国反政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押犯送往海外圣战的“祸水外引”策略，始于1980年代阿富汗战争，并延续至今，其直接目的是减轻激进、极端分子对自身安全的威胁。由于阿拉伯国家数十年来普遍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威胁，即使沙特这个二战以来最稳定阿拉伯国家之一也不例外。“祸水外引”被视为一箭双雕的高招，既有助于国内稳定，又能输出影响、打击外部对手： 

　　2003年11月斋月期间，也门政府释放1500多名犯人，其中基地组织嫌犯92名。 

　　2005年9月，毛里塔尼亚新军政府大赦政治犯，其中激进分子为数众多。 

　　“祸水外引”策略不仅对目标国战乱难辞其咎，而且他们本国日后也遭到由此壮大的极端主义势力反噬。正是阿富汗战争造就的“阿拉伯阿富汗人”群体（英美情报机构认为有1.4—1.7万人）令拉登势力崛起并威胁沙特本国，发动1991—2002年阿尔及利亚内战的核心、骨干也是所谓“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人”。以手段残酷而为世人熟知“伊斯兰国”，最初也是出现在阿富汗“圣战”硝烟之中，然后被阿富汗圣战老兵们带到了波黑和阿尔及利亚内战战场。  

　　大唐王朝如此，今日之阿拉伯国家如此，难道美国就一定能幸免于反噬风险？特朗普胜选至今，为了推翻选举结果，反特朗普势力在美国国内外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骚乱、游行示威、舆论攻势，甚至公开宣扬军事政变，由此看来，美国面临的“颜色革命”反噬风险是现实存在的。 

　　毕竟，二十年来，从贝尔格莱德、第比利斯、基辅到比什凯克、安集延，在一场又一场“颜色革命”的“凯歌”声中，美国国内“颜色革命”相关势力的财力和政治影响力也在稳步上升。然而，过度干预外部事务也意味着过度损耗美国国力，同时在美国国内制造一系列社会问题；当特朗普一再表明自己实施战略收缩、减少对外干预及其投入的主张，当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声明：“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我们不寻求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更期望它能光辉灿烂而成为榜样”，在依靠过度对外干预而挣下功名利禄、衣食饭碗的势力中，必然会有人心生杀机，企图不择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势和衣食饭碗，二十年来早已操作纯熟的“颜色革命”手段也就顺理成章成为这些人的首选。倘若这些人数目足够多、级别足够高呢？只要冷静审视3个多月以来美国内外的反特朗普骚乱、游行示威和舆论，回忆对比此前20余年各国一再上演的“颜色革命”戏码，就不难感到似曾相识。“直到最近我都在说，有一种美国历史上无法想象的可能性存在：军事政变，或者至少是军方官员拒绝服从某些命令”——1月末2月初《外交政策》杂志刊登前奥巴马政府国防部官员罗萨·布鲁克斯如此赤裸裸主张军事政变的社论，一再传出的情报机构与特朗普摩擦、对特朗普封锁情报等消息，更让人闻到了丝丝血腥气息。 

　　当然，美国存在被“颜色革命”反噬的风险，并不等于在美国策划的“颜色革命”就一定能够成功，美国传统本身就是异谋者难以逾越的大山，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彻底得罪了全美警察群体，多方面迹象表明美国军人总体上似乎普遍相当拥戴特朗普，……除此之外，中立的外部观察者也不难看到，特朗普的基干群众与其反对派存在天渊之别： 

　　前者表现出了相当强烈的主人翁精神，要求劳动致富，反对吃福利，特朗普刚刚胜选就成群结队自发为修建边境墙捐款捐献物资，并跑到美墨边境义务劳动；后者理直气壮要求吃福利，热衷于充当“键盘侠”、举办集体当众脱裤子或裸体活动抗议特朗普以展现“正义感”，要求财政、纳税人为某种理念埋单，却吝啬自掏腰包，或是把几乎每一场“反歧视”的“抗议”都玩成打砸抢烧的狂欢。 

　　前者持枪比例极高，勇于自发组建民兵；后者喜欢在记者镜头簇拥之下步步紧逼明知不会开枪也不敢动手的警察以展现“勇气”，但枪声一响恐怕就会鸟兽散。 

　　作为中立的旁观者，目睹这一切，倘若美国真个走到政治对立两派街头革命厮杀的地步，押注特朗普派“红脖子”才是理性选择。 

　　反特朗普骚乱层出不穷、前国防部官员公然号召军事政变、情报机构与总统角力、……诸如此类的新闻表明美国同样存在权力交接“拉美化”的潜在系统性风险，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布什与戈尔相争时的美国，败选一方肯于迅速服输。对中国企业、投资者而言，上述潜在系统性风险对进出口贸易短单的影响可以忽略，做长期、巨额固定资产和直接投资项目时则需要给予足够重视。至于美欧那些特别热衷于反特朗普的人，他们常常同样一贯格外热衷于向别国推销“民主”，可他们想过没有，他们反特朗普的这些做法打破了禁忌底线，正在动摇、吞噬他们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基础？（作者系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