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结束了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离开北京。岸田此次到访是 2011年11月当时的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访华以来日本外相首次正式访华，因而备受外界关注。岸田文雄在北京期间不仅与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还受到了分管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同志及李克强总理的接见。可以说中方这次给予岸田外相的礼遇是非常高的，这也反映了中方对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

　　远道而来的岸田外相带来的礼物则引发了许多中国民众的热议，岸田表示：“为进一步扩大中日两国间人员的交流，日本将放宽中国人赴日签证条件。”具体来讲就是，“针对商务人士和文化人的多次往返签证，有效期限将从现有的最长五年延长至十年。此外，将针对中国教育部直属的75所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简化单次赴日签证的手续。”日方放宽对中国人赴日签证条件无疑可以被视为日方向中方释放善意的信号，但这种善意并非孤立的存在，我们要将其还原到整个日本外交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才能理解其中蕴含的真意。

　　早在4月25日，即岸田文雄访华消息公布两天前，岸田外相在读卖国际经济恳谈话会上专门做了题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的演讲，日本国驻华使馆网站也在第一时间就公布了这次讲话的中文讲稿。如此造势，日方对岸田访华的准备之周密可见一斑。而这篇讲话，也可以被视为岸田对访华过程中所奉行基本立场的一份宣言。

　　在讲话中，岸田文雄首先提出希望“建立符合新时代的日中关系”这一宏伟构想。但对于具体如何实施，岸田在片面强调了本国所做的“付出”之后，话锋一转说到：“当然，单方面的努力不能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希望中方也务必积极合作”，有意无意地把球踢到了中方脚下。对于中日关系的走向，岸田也做了三点展望：第一，扩大合作；第二，应对课题与令人担忧的事；第三，要培育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

　　关于如何“培育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岸田提出的方法就是希望继续推动中国游客访日。他本人也不讳言，“赴日中国人的增多直接为日本经济带来益处，受到了日本各地的欢迎。”可以认为，安倍政权本身也清楚其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很难令中方满意，但在经济层面日本又需要与中国合作，岸田的路线实际上就是想营造一种“政经分离”的气氛，力争在中日两国出现政治分歧时通过“政冷经热”来满足日方在中日关系中的利益诉求。

　　岸田文雄是安倍晋三的亲信，自安倍的第二次任期开始，就一直担任日本外相一职，因此他也是安倍上台后中日关系持续冷淡的责任者之一。自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方的各种小动作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绝不意味着岸田文雄甚至安倍晋三是中日关系的蓄意破坏者，中日关系受损是右倾政治理念在日本抬头的必然结果。比如安倍晋三在4月21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贡品，这种动向与通过岸田访华来改善中日关系的目标南辕北辙，如此大相径庭的做法似乎令人匪夷所思。但只要了解安倍所长期坚持的右翼史观，就会明白安倍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并不偶然。作为日本首相和外相，安倍与岸田想必十分清楚搞好中日关系对本国的益处，这也是岸田访华的根本目的。但由于安倍奉行的右倾立场，日本的实际政策就必然会与改善中日关系的大目标间产生一种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对于日方在中日关系中的角色，王毅外长做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一方面不断地声称要改善中日关系，一方面又不断到处给中国找麻烦。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双面人’做法”。岸田文雄此次访华固然体现了日方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但是日方之前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态度仍令人担忧。修改安保法是安倍晋三引以为豪的重要政治资本，日本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许多做法都与之息息相关，对于日本能否在此问题上“迷途知返”，中方的疑虑恐怕还未被消除。因此王毅外长才会在高规格接待了岸田外相同时，就如何切实改善中日关系向日方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放弃对抗心态，与中方共同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笔者认为，这次岸田文雄外相访华无疑是抱有相当诚意的，但只要安倍政权的右倾执政理念不变，作为中日关系破坏者的“双面人”就未必会销声匿迹退出政治舞台。岸田文雄在结束访华行程后将继续出访泰国、缅甸、老挝和越南等东盟4国，这其中不乏南海问题的涉事国。日方能否表里如一，用实际行动来维护中日关系的火种，中国人民拭目以待，国际社会拭目以待。

    李若愚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