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单为了养机器 

　　订单的分化，也开始让一些代工产业链上下游的厂商开始变得积极起来。 

　　王凤是一家做手机代工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负责人，今年以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更大范围地寻找可以合作的对象。 

　　在他看来，手机代工产业链中，现在形成的一个共识是“抓住大客户”，不管是做代工的还是做供应链的，不管是上游元器件厂商还是方案商。与原来大家都能有饭吃不一样的是，近一两年以来，手机代工厂商分化严重，能抓住大品牌客户的厂家日子越来越好，但以往主要为白牌、山寨产品代工的厂家开始吃不饱甚至根本没饭可吃。 

　　“我们现在和金立、酷派都有部分合作，现在想多争取和华为、小米合作。”王凤对本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手机代工行业的上下游都流行着赊销模式。按照手机代工行业的惯例，通常代工厂在拿到订单后可以先获得委托商30%左右的预付款，同时再以很小比例的预付款从上游配件商那里获得元器件的赊销。这样代工厂就可以先使用绝大部分的预付款开始滚动运转，生产结束交货后代工厂即可拿到全部的代工费用，这时再归还上游元器件供应商的货款。 

　　但有时候赊账并不那么容易，这时候，像王明所在的供应链公司就可以凭借银行的资源，获得较低的利息，帮助手机代工厂厂商先“垫付款项”。 

　　“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放贷，按照利率点来收费。”业内人士指出，这样的供应链公司就收取息差。加上报关和出关都是供应链公司来做的，这样它还有一个出口退税的利润。 

　　“但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小的厂胆子大但风险高，而大的公司都有自己定期的合作伙伴，有的规模也很大，比我们给的资源更加丰富。”王明对本报记者说。 

　　袁明仁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现在很多东莞的工厂规模都不算很大，切进大公司的供应链中非常难。“并且现在招工很成问题，所以有时候哪怕没有利润，只要订单能维持住工人的开销、保证生产线的运转就行，这样的日子很煎熬。” 

　　 利润追不上成本提升 

　　订单不好接，只能从别处想办法，为了缩减劳动力成本，几年前手机代工厂之间就兴起了一个口号“产业转移”。 

　　以全球最大的代工巨头富士康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富士康已经在内地的13个城市或者城镇设立了当地的工厂和其他业务。记者查询到，其中位于河南的郑州鸿富锦精密电子公司在短短几年内，就以352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位居2014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综合实力的前三强。 

　　但这也没有为富士康迎来更多的掌声。美国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CLW)两个月前的一份报告指出，在2015财年第一财季，苹果公司供应链劳工成本约34亿美元，而苹果公司该季度营收约746亿美元，利润约180亿美元，供应链劳工成本仅占营收的4.56%，占利润的18.9%。即便是苹果，也难以掩盖代工企业利润不高的尴尬。 

　　“以前的工人只要能赚钱，生活和工作条件差一点没关系，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一名随着“代工内迁”计划回到家乡的富士康离职员工告诉本报记者，以前在 深圳加加班每个月能挣四五千，现在虽然离开了深圳，但是生活成本一点也没有降低，加班反而少了，严格按照加班时间规定的话很难攒下钱，所以很多人还是辞掉了家乡的工作重新回到深圳。 

　　“前几年越靠近内陆的城镇劳动力成本就越低，吸引了不少企业过去，但现在看来这种优势在快速递减，很多地方的工资可能和深圳也差不了太多。”袁明仁告诉本报记者，富士康也在做其他方面的转型升级，比如说用机器人代替人，或者开展一些像维修苹果二手机这样的服务项目，更多的向“服务商贸”转型。 

　　但对于更多的中小代工厂商来说，这样的转型升级显得有些望尘莫及。袁明仁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由于政策变化，这几年不少内地省份都取消了一些过去承诺的税收优惠，而这也重创了不少中小代工以及电子配套厂商。很多企业也在试图升级，但这条路不好走。通常一个品牌做起来，同时会有十几二十个品牌倒下去，这对企业耗资很大，没有造血能力根本不敢去碰。 

外迁不是救命稻草 

　　内迁成本走高，外迁似乎成为了今年产业转移的新热点。 

　　在十年前，越南还仅仅是全球电子供应链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环节， 但根据越南海关总局近日公布的2015年前3个月进出口情况，越南全国进口总额达387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其中主要出口商品中，手机及零配件67亿美元，纺织服装49亿美元，电脑、电子产品及零配件36亿美元，这三项排名前三。 

　　三星等手机巨头带动的产业集群效应，让越南在短时间内在电子产业上表现亮眼。 

　　“我们去的比较早，2007年就去越南了，当时去的时候那边已经有五六十家企业，现在可能达到两三百家。”雄韬电源副总裁陈宏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雄韬电源主要做电池生意，陈宏告诉本报记者，从人力成本的角度看，越南的用工成本只是深圳的一半，很多企业都会看重这一点。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生产成本在不断攀升，使得珠三角地区的消费电子制造业毫无成本优势。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为2030元，比2014年的标准1808元增长了222 元。 

　　“但除了劳动力成本，我们还会考虑出口的因素，越南本身享受一些最惠国待遇，对于我们欧洲的客户，税收上可以减少三四个点。”但陈宏也表示，越南当地基础设施还不是特别完善，暂时还没有看到代工企业大规模地从珠三角转移到越南。 

　　前两年东莞的台商成批组团赴东南亚考察，作为投资顾问，袁明仁也带过十几拨考察团。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近年多家关厂的台商企业里，起码有一成是转移到东南亚去了，但电子代工企业，其实去的并不多。 

　　“三星去越南肯定会带动一些供应链发展，但不会给台湾厂商，东莞的中小厂商也很少参与到这些代工产业链中。”袁明仁对本报记者说。 

　　“中国制造业可能面临的空心化危机并非危言耸听。”南京财经大学中国区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陈志龙指出，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 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是挥之不去的。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实体经济在体制机制层面与市场经济不匹配的障碍，成为重振中国制造业雄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