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走出漫漫黑夜的“航标灯”。
上世纪，世界上有10多个共产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同年建党。如今90年过去，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
答案复杂却也简单：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国情相结合，同时代特征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好比种子，开花结果离不开现实的土壤——本国国情。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选择独立领导武装革命，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1928年，井冈山，条件艰苦，强敌环伺。但毛泽东充满自信：“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这是自信而科学的预言。
共产国际一度包办中国革命，加之党的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等力挽狂澜，拯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会议后逐步走向成熟。
1945年，中共七大第一次明确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回答了中国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进行这一革命、革命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将成为一个共产党治理下，不跟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作出如此预言。
这是一个成功的预言。从最初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再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地探索“自己的路”。
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之路充满荆棘，既取得辉煌成就，也有过严重失误，付出了惨重代价。
但是，因为不断追求真理，及时修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立于不败之地。
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到十年“文革”的惨痛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9年元旦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选择了邓小平，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文中惊叹：“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距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仅37天，距离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之后仅27天，邓小平访美。
历史是扇门，推开就有阳光。邓小平以巨人之手，推开了历经沧桑的中国大门。
巨变在珠三角南部一个名叫“宝安”的地方开始，此地后来改名为“深圳”——广东人喜欢水，认为有水可以生财。朴素的梦想就这么嵌入了伟大的时代。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生日”。
恢宏的历史，往往浓缩于一个个细节之中，犹如时代的“年轮”。
深圳市布吉镇南岭村，800余村民，参与和见证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编年史。
这曾经是一个因为穷困潦倒而被称为“鸭屎围”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集体资产仅7000元，村民曾经饿得把埋掉的病猪挖出来果腹。改革开放让这里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杀出一条血路”，这片土地从此苏醒了！今天的南岭村，已成为鸟语花香、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社区，集体资产超过16亿元，人均年收入15万元。但南岭村民最骄傲的是，小小一个村庄，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南岭村村民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来此考察的江泽民同志，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思索，与当地党员干部交流，共同探讨新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这个现实而重大的课题。正是在这次南方之行中，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3年4月，正是“非典”肆虐之际，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南岭村。1994年，胡锦涛同志第一次来南岭村时，村里每个老人每月补贴只有150元。这一次来，村党支部书记张育彪汇报说，老人补贴已涨到每人每月1500元。胡锦涛同志称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在南岭村，党的总书记与村支部书记亲切交流党的建设，此时的胡锦涛总书记正在思考新形势下我国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胡锦涛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8月28日至9月1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提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张育彪是土生土长的南岭村人，他为家乡也为自己庆幸：没有错过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且在这个伟大时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得益于‘发展就是硬道理’，打开了思想的枷锁，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十年时间，让村民吃上饱饭、住上新房；世纪之交，党从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让我们认识到基层党组织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建设和维护群众根本利益方面的巨大作用，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建成了一大批文化设施，全村面貌焕然一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观让我们认识到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从‘靠土地吃饭’变成‘靠头脑吃饭’，大力发展教育，推动环保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张育彪说。
这位党的基层支部书记用诗一样的语言概括：“南岭村的实践表明，火热的社会生活是党的理论之树汲取成长动力的宝贵源泉！”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01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苏共亡党20周年。历史的光荣与沉重，并未在回首中远去。
俄罗斯，圣彼得堡，涅瓦河畔。
在阳光和蓝天的映衬下，“阿芙乐尔”号灰蓝色的舰身格外耀眼。这艘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历经百年沧桑的巡洋舰，如今最多的游客来自中国。
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心灵之旅。
“阿芙乐尔”号博物馆负责人、退役海军少将马尔季罗相感慨地说：“我为中国感到高兴，中国走的是正确的道路。”
“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按照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及时平稳地调整党和国家的发展政策，用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说。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时隔30多年，邓小平同志的告诫仍然振聋发聩。
今天，我们仍在探索；未来，将继续探索下去。
敢于牺牲的优秀品质——90年，中国共产党坚定理想信念，保持献身精神，始终是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回望90年，无数有名或无名甚至没有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清晰面孔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信仰的旗帜下，超越生死，前仆后继。
自革命战争年代，2000多万烈士为民族献身，其中多数是中国共产党人，绝大多数无名无姓。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上海，在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的南昌，在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的千山万水，在抗日疆场，在解放战场……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巍峨的纪念碑，无名的烈士墓，都铭记着中国共产党人无比壮烈的牺牲。
开国领袖毛泽东，一家有6位烈士：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他们倒下的地方，从南到北，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战场到国外战场。他们中间，很少有人活过30岁；他们中间，有5人没能等到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敢于牺牲，是因为信仰坚定。
毛泽民于1943年9月27日被秘密杀害，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才知道他的牺牲经过。
当时，在查获的一大沓敌伪档案卷宗中，发现了敌人对毛泽民的审讯记录，时间是1943年5月5日。
问：你表明立场？
答：我是共产党员。
问：你放弃共产党员立场行否？
答：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
后来，他被蒙着黑布带进行刑室，刽子手扑上来照头上打一棍，然后用绳索紧勒脖子……
今天，重读这份用毛笔书写的审讯记录，依然能听到共产党人关于信仰的坚定回答，穿越时空，在历史中回响！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刻，在漫漫长夜中，镰刀与锤头组成的图案，迸发出日益璀璨的光芒，像一个巨大的磁极，吸引了无数愿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优秀分子。
1927年，自从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残酷的屠杀，到1927年11月，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但就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仍然有一批热血之士选择了共产党。
贺龙在南昌起义前夕找到共产党，表示：“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共产党对他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委任他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手续很简单。在茂密的丛林中，在昏暗的油灯下，无数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年轻官兵，当他们摩挲着印刷粗糙的《共产党宣言》，凝视着马克思的头像时，双目炯炯，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然后昂然投入血与火，坦然面对流血与死亡。
信仰，究竟有多大的力量？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中国进步青年即使千里徒步也要奔赴的革命圣地；新中国成立之后，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冲破千难万阻也要回归祖国的怀抱。
在今天的深圳罗湖桥，边防战士仍然津津乐道的是，当年，有多少世界一流的中国科学家，走过这座桥，回到祖国：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
每个人回国的经历，都艰难曲折。
钱学森走过罗湖桥，他跪倒在地，热泪长流，随即海外媒体刊登大幅照片进行报道——《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跨过罗湖桥回归红色中国》。
1950年，邓稼先回国，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钱学森回国，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郭永怀回国，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是无数追求进步人士的共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