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关键是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陈云说：“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陈云文选》第1卷第34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是说，在全党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党的思想建设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把思想方法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也就是说，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一条思想路线提了出来。这是毛泽东确立的这条思想路线的一大特点。所以这样，是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占多数的特点相联系，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凸显出来。党内一些同志虽然口头上、理论上也承认唯物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违背唯物论的。他们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这种被毛泽东后来称为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紧紧抓住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风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积极在党内倡导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就是从思想方法入手，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给中央研究组的同志写了一封信，指出学习理论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实际上指明了整风运动的主旨所在。他在这前后写的一系列重要著作，都是致力于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引导大家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整风运动期间，为了倡导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思想方法上肃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在党的理论建设上起了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相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而一定的历史观也是通过它的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5-49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8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毛泽东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观点，他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毛泽东紧紧抓住学风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解决党内的思想方法问题，这不仅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状况，而且也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对我们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这样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从书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就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毛泽东批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脱离中国实际、只从书本或经验出发的思想方法，这是过去党的领导几次犯重大错误的思想根源。他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所以，毛泽东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3页）在这里，把解决学风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工作态度问题，看作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这无疑是符合我们党的实际、非常深刻而重要的命题。党的斗争实践表明：只有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确立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才有可能正确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从而保证党的政策和行动的正确性。
党的七大在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时，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七大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影响已日益缩小，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使得那种对西方的迷信，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正呈上升态势。应当看到，在苏东剧变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有了很大的市场。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出现，使那些历史的短视者觉得需要另找出路，转而追求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这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但是，他们那种“言必称美国”，唯美为美，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的言行，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毛泽东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就提出“向外国学习”的方针，同时他又明确反对学习外国中的教条主义做法，要打倒奴隶思想，要发扬民族自尊心，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毛泽东的这些警示，其现实意义仍然是巨大的。毫无疑义，反对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已成为我们今天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就必须是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的统一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始终重视理论的，只是反对那种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他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这正如他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他这时就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之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6页）由此可见，把理论与实际、坚持与发展、学习与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毛泽东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的态度。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要求把学习理论同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指出：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特别强调：“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在这里，把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同增强党的战斗力、实现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深刻说明了学习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这一要求，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而紧迫的意义。
毛泽东从我们党的状况出发，指出：“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他说：“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0页）毛泽东不仅自己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而且积极推动全党学习理论，他先后为党内学习理论开列过5本、12本和30本马列著作的阅读书目。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倡导12本干部必读书时曾说：“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可谓语意恳切感人，殷切期望跃然纸上。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毛泽东深知，如果不读马、列，不倡导读马、列，对党来说是十分危险的。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林彪、陈伯达“称天才”的语录闹剧，欺骗了不少同志。毛泽东曾对此痛心地指出：“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他特别提出：“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当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永远记取这样的历史教训，切实加强理论学习，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见，他始终是把党的理论建设看作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是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很显然，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武装，就会像列宁警告的那样，党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列宁全集》第6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正是基于这种对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和自觉，我们党成立以来就把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并在曲折的发展中，形成了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学风。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以发扬光大的革命传统。
毛泽东十分强调党内要有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才会有团结的基础，也才会有战斗力。他说，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着复杂多变的世情和国情来说尤为重要。事实证明，理论的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只有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把握历史的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明辨是非，坚定党的立场；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中，有力地抵制各种诱惑，防腐拒变，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胜利的今天，党内外却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理想失落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内来说，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在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受一些错误的思潮的影响，使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被严重扭曲，拒绝崇高，嘲弄理想，游戏人生，也就成为一种新的时髦。一些共产党员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热衷于追逐“官帽”，不择手段地窃取国家资财。腐败不但使一些人的党的观念丧失殆尽，甚至连国家和民族的基本观念也化为乌有。腐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毋庸讳言，这同对理论建设重视不够、理想教育缺失是相关联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历史赋予我们党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光荣使命。这使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因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里重要的是，要努力使我们的方针政策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一旦出现失误又能够通过总结经验较快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十分赞赏“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的提法，他甚至强调“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他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著作专题摘辑》上，第3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我们党所要求的领导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一望远镜和显微镜，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就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就能够把握现在，预见未来。所以，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强调：只有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有助于“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也一再强调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