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同比增长7.1%！！！

　　7.1%，这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要知道，今年年初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以来，大挥关税大棒，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使得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外贸运行带来了压力。7.1%增速的背后，体现出的是我国经贸的韧性，是政府、企业等无数人迎难而上、锐意进取，不惧逆风、敢于开拓的精神。

　　2025年10月4日在江苏省港口集团南京港龙潭港区拍摄的准备装船出口的汽车（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杨素平摄）

五重动力，助推出口逆风而上

　　从国际形势看，2025年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全球需求疲软、经济增长乏力，地区冲突给远洋运输带来风险，美国关税大棒以及美元降息的负面影响，均给国际贸易带来冲击。中国出口为何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实现逆势增长？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超越短期视角，探寻背后的五重核心动力。

　　第一重动力：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定的“压舱石”作用。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比上年全年和上年同期分别加快0.2和0.4个百分点。对于中国这样超大体量的经济体而言，保持稳定发展所凸显的“压舱石”作用，对国际买家的“心理建设”有极大影响力。

　　同时，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能够提供从基础原材料、关键中间品到最终成品的“一站式”解决方案。这种独一无二的产业生态，在全球碎片化风险加剧的背景下，释放出强大的“确定性”魅力。许多跨国企业将订单稳定在中国，并非出于偏爱，而是基于全球布局风险最小化的理性选择。

　　第二重动力：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有效对冲。过去，中国出口高度依赖美欧等传统市场。如今，这一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东盟、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已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主引擎。特别是东盟，已连续多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实施，进一步降低了区域内贸易成本，释放出巨大的制度性红利。这种“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市场格局，有效对冲了欧美发达国家因货币政策紧缩、库存高企而导致的进口需求疲软，为中国出口搭建了更加稳固的多点支撑体系。

　　第三重动力：外贸结构性的“新引擎”。中国出口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其内部动能的转换，“新三样”的异军突起是其中最亮眼的篇章。“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它们代表的不仅是三种产品，更是全球范围内一场深刻的绿色工业革命。“新三样”的爆发式增长，其意义在于，它成功地将中国出口从传统的“服装、家具、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升级到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绿色低碳产业。这标志着中国出口的增长动力，正从“人口红利”转向“技术红利”和“绿色红利”。

　　第四重动力：贸易方式数字化让“出海口”从东南沿海延伸到内陆县城。2020年至今，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增长超过十倍，从沿海到内陆，各种平台电商活跃超前。数字化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更通过数据沉淀反向指导工厂进行柔性制造。当传统外贸还在苦苦等待线下采购商返场，数字化已让中国出口企业把碎片化需求汇聚成新的出口增量。

　　第五重动力：制度型开放持续释放“虹吸效应”。从RCEP生效到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到全国自贸试验区扩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扮演“总部+枢纽”的双重角色，出口自然获得额外加速度。

　　给世界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中国出口的逆市增长，在全球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中国出口保持韧性，特别是在机电、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高技术领域，有效填补了全球供需缺口，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压舱石”。例如，2025年上半年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暴涨29.2%，汽车整车出口增长18.6%，为全球制造业复苏提供了关键零部件和终端产品。在美国等传统市场需求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对非洲、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出口大幅增长。2025年7月，中国对非洲出口增速高达42.4%，对东盟增长16.6%，这些地区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增长极，也带动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升级。

　　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具有“质优价宜”的性价比优势，有助于平抑全球商品价格，缓解高通胀国家的民生压力。同时，中国出口增长正在推动全球贸易格局从“欧美主导”向“多极化”转变。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占比已突破50%，美国占比则持续下降，这反映出全球供应链正在发生深度调整。中国出口的逆市增长不仅支撑了本国经济的基本盘，更在全球经济放缓、地缘冲突频发的背景下，成为稳定全球贸易、推动多极化发展、缓解通胀压力的重要力量。

　　中国外贸在全球贸易的惊涛骇浪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这场逆风中的增长，不仅是一份经济数据的捷报，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压力测试下的一次韧性展示，更在全球贸易格局中扮演了“重构者”的角色。它推动了全球贸易从“欧美主导”向“多极共治”转变，从“效率优先”向“韧性优先”演进，也加速了绿色、数字贸易的新规则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