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机制促“贡献”
“尽管中国农业科技已取得重要进步，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有了大幅提高，但在一些领域成果供给能力依然薄弱。”中国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潘海平在有关农业科技管理的会议上表示，中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水平仍然不高，需要进行机制改革。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每年通过省、部级鉴定的农业科技成果近6000项，但由于用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资源配置不足，研究成果二次开发的能力薄弱，近一半的成果得不到有效转化——“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既导致科技资源浪费，也造成农业生产损失。
这背后，既有成果本身的因素，又有转化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也反映出农技与生产、科研与产业脱节的问题非常突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家，中国绝大多数农产品产量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人均农产品的占有率都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水平，但在量的背后，我国农业存在着明显的生产效率问题。”吴红军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农业本身的科技产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
“科技进步正成为农业增长的第一要素，农业研发体系应该是以应用为导向的生产链机制，而不是实行课题组制。”有农业专家认为，现在科研院所过分强调“做项目”，考核评价标准是课题成果和论文，没怎么把研究出的成熟技术交给企业进行商业化。
在潘副司长看来，中国农业科技人才队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作用发挥不充分等老问题尚未有效解决，而且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持续大量转移，农村实用人才素质低、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愈加凸显。
而“转化率”偏低，还有资金短缺的原因。应该说，中国农业科技方面的投入正大幅增长，但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差距却很大，这是农业科研遇到的最大问题。无论从社会总投入还是从公共财政投入看，中国农业研发投入水平远低于全国科技的平均投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农业科研机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严重不足，农业科研经费多以竞争性投入为主，持续稳定支持经费比例偏低。”潘副司长说。
“中国农业科技投入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总量不足、结构和方式不合理。”中国油菜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傅廷栋以自己的“最专业”的领域为例：国外一个小企业投在油菜育种上的科研经费一年就折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超过了中国油菜育种方面一年的经费总和。
长期以来，“缺钱”制约着中国农业科技的创新。据了解，近年来财政对农业科研的公共投资强度一直处在占农业GDP的0.25%左右，与目前国际平均水平1%相比，不仅明显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在中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银行贷款、单位经营创收、外资利用等。政府是目前最主要的农技推广投资主体，以贷款贴息、无偿资助、资本金注入等方式进行投入。由于农业科技具有“公益性”，政府的财政投入极为重要。早在2001年，中国国务院批准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Agriculture Science Technology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Fund）专项计划，由中央财政拨款，从2001年至2010年，已累计投入31.5亿元人民币。
“中国将建立逐年稳定增长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农业科技投入不足的局面。”去年11月，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在“2011中国杨凌现代农业高端论坛”上表示，要积极探索新机制和新模式，不断完善符合农业科技特点和规律的支持策略，实现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和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
同月，科技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联合下发《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干意见》，确定了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这自然也给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利好消息”。“有关部门与广大金融机构应积极响应。”吴红军说，“一方面持续增加对农业科技的信贷供给，另一方面广开融资渠道，大力引导资本市场、民间资金投入农业科技领域，并不断完善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农业保险以及农产品期货等金融工具。”
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正河眼里，这几年财政支持很不错，但金融支持对农业科技的力度仍然不是太大。“科研创新往往转化周期长、风险大，而金融机构要追求利益、减小风险，所以很多银行不愿意支持科研创新，而只对市场和产品成熟的企业发放贷款。”
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涉农企业正在成为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大型企业自筹资金投入占94%，政府补助投资经费仅占4%。据张教授介绍，全国以农为主的上市企业有100多家，其中60%至70%都有科技创新项目，有的企业主要从事的就是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如果说大学和科研机构逐步转向基础理论研究及关键共性技术的开发，那么可以将应用技术与一般性技术的创新空间留给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