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性”的历史脚步
钟炳明任要职的瑞金市，有着“红色之都”美誉，整整80年前，即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1921年7月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所进行的重要探索和实践。这里也成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源地。
58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4年的1953年的12月8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与北京市选民一道，把自己的选票投进了选箱。从这一年开始到第二年结束的全国范围内的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也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主地行使神圣的民主权利，参加投票的选民达2.78亿，参选率86%（登记选民占选举地区18岁以上的人口总数的97%多），全国进行直接选举的基层单位共214798个。
该年2月11日，在总结革命根据地和边区政府民主选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3年多来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作为中国首部《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参与了此法制订的全过程，“为基层选举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基本原则，如强调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明确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及产生均以一定人口比例为基础、同时适当照顾一定的地区和单位的原则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金才在文章中写道。
全国人大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的人大代表，通过间接选举方式，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1953年3月1日公布实施的首部《选举法》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实行将代表名额分配到选区、由选民以选区为单位直接投票的“直接选举”制度。“在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情况下，直接选举，特别是县一级直接选举，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仅担负着产生该级国家权力机关的任务，而且为上级国家权力机关以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主任许安标表示。
“文革”（1966—1076）结束、改革开放开始后的1979年，中国修订了《选举法》，以重新强化公民的政治利益与权利，并对基层干部进行一定的公开监督。作为重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这部于1980年初开始生效的法律，其重要成果之一便是推进直接选举，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把直选的范围从之前乡一级扩大到县一级，即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大代表都由选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代表。有评论认为，选举制度的改革，有利于通过地方选举提高政府和人民代表的代表性，借此，也有助于加强政府机关的效率。
它还直接推动了公众对于民主实现途径的探索。当时的报道记载，1980年11月，北京海淀直接选举区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要选两名人大代表，其中一名是学生。经初步提名酝酿后，18名学生被提名确定为初步候选人。当时，竞选的“大字报”、辩论会、演讲、座谈会盛极一时，候选人经常在餐厅、教室、广场进行辩论、回答提问、发表演说。最终，一名国际政治系的研究生以登记选民57%的得票率当选。
依照《选举法》，中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自下而上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2008年，中国先后进行过9次乡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8次县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6次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顺利完成了各级人大的历次换届，依法产生了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民主选举是这一制度的根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多年、曾几次参与选举法修改工作的张春生指出，每一次修改，都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都让其优越性得到更好的发挥。
亲身经历并参与推动中国选举制度发展近1/4世纪、因病逝世整1年的前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1986年进入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研究室工作时，正逢新一轮的选举法修改。“是否拥有平等的选举权通常被视为民主实现程度的基本指标，对选举权进行具体规范的《选举法》，其地位与人大《组织法》一样，是重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一直致力于让选举法能够给中国公民带来更多“能够实现的平等”的他，在过去的一次被采访中，用活生生的例子描述了《选举法》的具体意义：它是海淀区人大代表吴青被推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法律依据与权利基石，1989年，这位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电视台为响应全国外语热开始的节目《跟我学》中讲授英语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因出色履行区人大代表职责，被海淀区人大代表以“十人联名”推举的方式，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
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又于1986、1995、2004年修改过选举法，而其制订的许多制度是在实践中完善的，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1979年曾对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中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规定了预选的方式：“如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但在1986年修订中，这个条文又被删去了，原因是“考虑到在一些地方选民集中起来比较困难，搞预选会增加选举的工作量”。此后，再经过反复实践和认识的提高，预选制度在1995年修法时又被恢复，明确规定在间接选举中，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法定的最高差额比例，“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根据本法确定的具体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选举。”
近些年来，农村和乡镇选举的制度得到扩展。在此期间，村领导班子必须由民众以直接的选举方式选举产生。在乡镇和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层面，也试行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各级领导，以提高居委会和居民对自己所住小区的认同。而农村选举的成功增强了将农村经验转移到城市层面的努力。
从2008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着手研究最新一次的选举法修改。2009年5月，有关方面到广东、河南、宁夏、辽宁、上海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深入调研，先后召开19次座谈会，重点听取对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问题的意见和对选举法的其它修改意见。经过广泛调研、测算比较、分析论证，法制工作委员会草拟出选举法修改讨论稿，在反复征求意见、研究修改后，形成选举法修正案草案。
而在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李重庵看来，选举法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之前的选举方式被否定了。“过去对选举比例进行限制，是由于当时的国情决定的，一方面，工人多是在城市居住，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要保证工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当时农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可能实现普遍平等。”还有专家说：“我们可以想一下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立之初，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实现工业化，就是从一个传统的小农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如果在人大代表的设计里边完全按照公民个人平等，那么全国人大代表里边就有80%来自农民，倘若按照这样一个比例的话，全国人大作为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一个主权机构，岂不开成‘农民代表大会’啦！”王兆国副委员长指出，1953年中国城镇人口只有13.26%，考虑到中国当时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具体情况，为了体现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工业化发展方向，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选举每一代表所需的人口数作了不同的规定。“这样规定，符合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表示，1953年的普选，之所以说符合国家当时的实际，就在于它保证了各个方面都有相应的代表，“从实质上来说它是平等的。”
而就去年《选举法》的第5次修改为实现“同票同权”提供了法制保障，《法制日报》的评论认为，8:1在当时是合理的，1:1也是今天客观现实的反映,其进程显示的是立法的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平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精神，使得城乡居民不仅是实质的平等,也有形式上的平等。”
“现在，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合理的代表结构，让更多真正的基层农民代表能够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样，法律的修改才有意义。”周光权教授还表示，未来应该加强对农民代表的培训，增强他们的履职能力，多创造机会让他们去调研，让他们广泛接触公众，具有更开阔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