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数月的美国国债上限之争已经牵动了全球金融市场大局，其冲击有可能进一步蔓延到实体经济部门，乃至波及全球政治经济实力对比格局。尽管美国国债上限之争对立双方终于在8月2日大限之前达成了协议，但4日、5日席卷上海、深圳、纽约、伦敦、香港、东京等全球几乎所有主要市场的股灾仍然充分显示了这场争端的影响。
在这场恶斗中，“美国国债违约”这个平常很难想象的风险被推到了全世界债权人面前，有共和党议员一度倡议美国政府暂缓偿还即将到期的美国国债利息，更令各方震惊。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债权人，中国对这一风险的关注程度又非其它国家可比。美国国债上限之争何以发展至此？
理想与现实
“美国生于债务”——美国学者劳伦斯·马尔金（Lawrence Malkin）在其《国债》（The National Debt）一书中开篇便作出了如此评价。源于独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所发战争公债的美国国债历史比联邦政府还长，致使联邦政府自1789年正式成立之日起就背负7500万美元债务。美国建国后，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一派主张的“平衡预算”原则一直占据美国正统财政理论的宝座。尽管美国财政的功能因1929-1933年大危机逐渐从“公共权力”的维持费用演变成为国家最重要宏观经济调控杠杆之一，其财政政策相应逐步从平衡预算转向有意识地运用赤字财政并使之长期化，但平衡预算、减税等主张始终占据着美国社会的道德制高点，相应也很容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逢到危机期间，行政部门要面对现实，动用财政政策工具刺激经济，为此不惜付出财政状况恶化、增税等代价，冲突便应运而生。这次美国国债上限之争之所以旷日持久且分外激烈，原因即在于此。
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中，美国货币政策一度近乎陷入“零利率陷阱”，财政政策几乎成为美国反危机的唯一选择，而且在减税与公共投资两大财政刺激工具中，公共投资刺激经济效力更强。但在这个财政已经寅吃卯粮数十年、积累了天文数字公债的国家，大规模的反危机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急剧恶化了财政状况；而由于美国本身就诞生于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抗税斗争，其长久以来视“小政府”为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又高度强调减税，致使不少美国公众对奥巴马反危机政策减税力度不足心怀失望，加上对财政巨额斥资救援道德风险激起全世界公愤的金融业、财政赤字激增不满，失望便很容易转化为愤怒。
2009年4月15日（即美国申报个人所得税截止日），华盛顿、芝加哥、波士顿等美国城市爆发以“抗税”为号召的大规模“倾茶”集会，抗议者把一箱茶叶包扔向白宫，效仿不满英国统治者税收政策的北美殖民地居民，搅动近两年美国政坛的茶党应运而生。而在有着9年“孤星共和国”独立建国历史的得克萨斯，州长里克·佩里更掀起了一场全民“抗税”运动，亲自出马领导了当日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市政大厅内的反奥巴马政策集会，与会人群中不断传出“脱离联邦、得克萨斯独立”的声音，佩里本人也大肆指责联邦政府用苛刻的税收、庞大的开支和不断膨胀的债务勒紧了美国人民的脖子，声称该州人民可能会极度厌倦联邦政府的政策，以至于想要脱离联邦，而且当年得克萨斯加入联邦的前提就是有退出的自由。
经过中期选举，共和党把持了国会山，他们借机强推自己的主张，借美国国债接近14万亿美元法定上限之机狙击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实属必然。而由于美国财政多年来一直依靠“借新还旧”的循环度日，以至于不少人指责美国财政本质上不过是金字塔式融资的“庞氏骗局”。美国国会拒绝提高国债上限的僵局倘若未能在8月2日大限到来之前打破，那就只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是重演联邦政府关门闹剧，要么是美国政府赖账违约。
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是美元本位，美元债券市场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券市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等指标发挥着基石作用，美国国债违约一旦成为现实，国际金融市场将遭遇毁灭性打击，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将面临颠覆，美国经济自身也将随之蒙受重创，还很有可能会在国内激起巨大政治动荡，因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还是其国内公众，而非海外债权人。正因为如此，从全世界鼎沸的舆论中，从4日、5日席卷全球几乎所有主要市场的股灾中，我们可以看到，持续数月的美国国债上限之争已经如何损害了全球市场参与者对美国和美国经济的信心。
两难处境未消除
市场参与者对美国信心动摇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国家会让本国国家利益压倒国际社会公益和国际义务，让党派斗争政治私利压倒美国国家利益。即使不考虑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理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单就狭义的美国利益而言，提高债务上限以确保美国国债到期兑付，确保美国政府机构有钱“开工”，确保百万美军官兵薪饷按时足额发放，确保社会保障支付。这些关系到美国的一系列核心利益。然而，为了党派政治斗争私利，口口声声“美国人民”和“美国利益”的华盛顿政客们不惜绑架美国的这一切核心利益来勒索自己的政治私利。
更糟糕的是，此次争端达成的协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饮鸩止渴，美国财政困局难以解脱，美国和世界经济将因此长期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不错，这次美国两党就削减财政开支十年目标和提高国债上限达成了协议，问题是美国在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上的两难处境并未消除，反而进一步深化。
在国债规模问题上，绝对的平衡预算并非理想状态，适度规模的国债已经成为现代政府和中央银行开展宏观调控和公开市场操作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随着经济增长，国债的适度规模也必然要相应上升。但是，如果国债膨胀速度长期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天长日久，偿付能力危机也就无可逃避了。那么，美国国债上限提升速度是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呢？答案是肯定的，但美国要抑制这一危险发展趋势却又面临两难：
在近期和中期内，大幅度削减财政开支必然导致美国脆弱的经济复苏的停滞甚至逆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号《世界经济展望》的分析表明，财政整顿在短期内通常抑制经济增长，在削减相当于GDP 的1%的预算赤字后两年内，国内需求（消费和投资）下降约1%，失业率上升约1/3个百分点；由于削减预算赤字后净出口（出口减进口）通常增加，对GDP 的总体影响是下降0.5%。假如奥巴马在近期马上行动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那么从现在到他寻求连任竞选期间，奥巴马都需要承受整顿财政抑制经济增长的阵痛，从而大大提高其输掉连任竞选的概率，却让继任者坐享阵痛后因财政改善而促进经济增长之果实。
而从长期来看，美国政府确实需要控制财政支出过快的增长速度。可是，美国两党协议中关于削减财政开支的十年目标能达成吗？历史事实已经多次告诫人们，在“选举导向”的美国政体下，我们不能过度指望长达十年的计划和目标得到落实。更何况财政削减主要落在军事开支项目上，而军事开支恰恰是共和党极力维护的东西。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加上多年来滥用军力的实践，已经在美国内外孳生起来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力图把美国继续固定在目前这条滥用军力的轨道上，却全然不顾此举是否会导致美国国力过度耗竭而最终不可持续。即使美国领导层中的明智之辈有心收缩过度扩张的战线，保养国力，其国内外利益集团也已经使其欲罢不能了。
对美国信心动摇，市场参与者们必然要寻找新的可以依赖的世界经济驱动力量，在这个寻找替代经济动力的过程中，综合国力对比的天平将向世人看好的替代者倾斜。与次贷危机依赖表现糟糕的西方国家不同，近几年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优良，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显著提升。根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2011年4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提供的数据，在2010年全球实际GDP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47.7%，仅中国一国就占13.6%，接近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4.6%）。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继续大大领先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在工业产值、众多商品产量、货物贸易出口等实体经济部门指标，中国早已超越美国高踞世界之冠，就是在美国一贯引以为傲的金融部门，中国的某些重要指标也超过了美国。如中国大陆A股市场融资规模已经连续数年高踞世界榜首。论财政状况，中国也是大国之中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对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的忧虑中，许多人将眼光投向中国，实属必然。
其实，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去年就表示，全球经济危机正在改变世界权力关系，其影响将波及货币市场、货币政策、贸易关系和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在目前和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相对实力的上升都只能是量变，但中国这样一个行事更加负责任的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世界经济将赢得一台运行更加平稳的发动机。（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