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在另一部代表作《地铁》中，把主人公放到“地铁迷宫”里，让其遭遇一系列奇观，以探索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出路问题。“ 科幻是现实的镜子，如今很多认真的中国科幻作家对现实都有思考。” 他说。
“科幻文学以前面临太多的误解，认为它不能够很好地反映现实、反映深刻的命题。”专栏作家黄尚恩认为，实际上科幻文学一直以来都跟现实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注重反映现实生活中最令人纠结的尖锐问题，因此“科幻就是最大的现实主义”。“科幻小说家常常把人物放到一个极端的时空环境中进行一种思想实验，进而把一些残酷的东西给表现出来了，而这些东西正好是跟我们现实生活最为接近的。”
在李敬泽主编眼里， 30 多年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的优秀作品已具备和国外同类佳作对话的实力。他是因创办《人民文学》杂志英文版《 PATHLIGHT 》 ( 路灯，其寓意是“中西文化交流路上的灯” ) 而接触到刘慈欣的作品的，对其非常欣赏。“科幻文学说到底是一个世界文学现象，中国作家是和世界作家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平台上同台献艺，看谁更有想象力，看谁通过科幻对人类的思考能够更为独到和深邃。
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如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教授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在世界各大高等学府、国际文学论坛与专业杂志上尽心推介中国科幻作家，但语言障碍严重阻碍了优秀创作者摘取国际大奖。美国科幻作家、评论家詹姆斯• 埃德温• 魁恩（ James Edwin Gunn ）就表示，”一部没有被翻译成英语的小说无法拥有足够的读者。”
而在国内，除了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系列（ Three Body trilogy ）畅销 40 万册以上外，大多数科幻小说依然只有区区几千册的销量。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中国科幻文学加入了启蒙的大合唱，可不久，一阵批判科幻是“伪科学”的潮流使科幻创作进入了冬眠期。从那时至今，全国科幻杂志从几十种到一半以上陆续销声匿迹。目前发行量依然最大的《科幻世界》杂志的主编、世界华人科幻作家协会秘书长姚海军认为，近 10 年的科幻文学发展非常惊人，“很快走完了人家多少年才走完的路程，只是相比美国等，科幻作家群落还不够庞大，“优秀个体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科幻小说是多种多样的，有不同的风格、流派，首先要保持风格的多样性，我们现在还有欠缺。”刘慈欣说，另外比较重要的是科幻本身核心的东西——科学，科学幻想是超现实的但不是超自然的，要基于科学的规律，这种核心的理念必须保持。”
另据了解，市场化运作上的差距等因素，也阻碍着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不少专家指出，科幻文学要真正摆脱“尴尬”局面，既需名家名作，也要有好的市场环境，“但由于缺少完善的产业链，这些作品的影响力依然不大，难以受到其它文学作品一样的待遇。
事实上，科幻在中国市场的接受度和潜力都是很高的，一批国外科幻小说从畅销到“常销”和“长销”；影视作品更是风靡一时，从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引进的、一度令“万人空巷”的系列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到分别狂揽 13 和 5 亿多进票房的《阿凡达》和《盗梦空间》；诞生于 1902 年的科幻片开山之作《月球旅行记》彩色修复版成为今年上海电影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票难求。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科幻大片《环形使者》邀中国演员许晴参演；号称“欧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科幻史诗” 《云图》则在集合了奥斯卡影帝汤姆· 汉克斯、影后哈莉· 贝瑞、苏珊· 萨兰登的同时不忘中国一线明星——选中周迅。很显然，这些都是为了巴结中国观众，讨好中国市场，但也说明他们看到中国有着大批的科幻“知音”。而“神舟九号”飞天、“蛟龙号”入海，正激起观众新一轮科幻需求。
“科幻是大众艺术，它不适宜走‘精英化’道路，不能为评论家而写，因此希望不要用原有的狭隘观念去评价它。”刘慈欣说。
身为“科幻迷”的刘慈欣
今年 49 岁的刘慈欣，所读的第一本科幻小说是儒勒•凡尔纳（ Jules Gabriel Verne ）写的，从父亲的藏书里找到的。上大学时，他经常去书店“淘宝”，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他全都看过，“那时候书比较匮乏，一年就出那么几本。”
他至今还记得， 1981 年，自己看到了翻译引进的杰出科幻小说家、国际通讯卫星的奠基人阿瑟•克拉克（ Arthur C.Clarke ）的小说《 2001 》。“那个冬夜，我读完这本书，出门仰望星空，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
十多年后，几乎与女儿的出生同步，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开始变成铅字。“科幻迷当到一定程度，大都再自然不过地写起科幻来。”而中国科幻逐步处于“刘慈欣时代”。
他说他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让读者在下夜班的途中突然停下几秒钟，做一件以前很少做的事：仰望星空，感受宇宙的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