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一个传媒界的老话题，却永远有着说不完的新情况。当暗访究竟是否合情合法的讨论仍在继续，微博的兴起又搅动了舆论监督的格局：一方面微博丰富了表达渠道，有益于记者发现线索，另一方面，浩瀚的微博信息又常常扰乱媒体人视听。此刻，不妨再来探讨这些老话题。
在日前召开的第十一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上，媒体记者、专家学者无不感慨，微博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在获得广泛认可的同时，媒体记者利用微博在舆论监督上实现的效果也令人瞩目。
2011年的远去并没有为“达芬奇”事件画上句号。新年伊始，媒体惊爆案中案。1月1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记者、《达芬奇“密码”》节目调查记者李文学，通过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站就达芬奇家居指责其失实报道及涉嫌构陷和受贿作出个人声明，《每周质量报告》也在其官方微博中转载了李文学的个人声明。次日，达芬奇家居在其官方微博发表公司总经理潘庄秀华的声明，针对李文学声明所述对其《达芬奇“密码”》节目所报道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潘庄秀华举出了六大质疑请李文学回应。究竟谁是谁非？一时间，事件真相陷入迷局，微博上一片唏嘘，各方的关注预示着监督之幕再次开启。
回顾过去1个月来微博上关于此事件的热烈讨论，一场事实与谎言的较量，足以引起人们对微博在舆论监督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视。
监督之效初现端倪
2011年12月5日，因宜黄强拆事件被江西省抚州市委立案调查并予以免职的宜黄县原县委书记邱建国、原县长苏建国两位官员复出的消息在网上引发热议。时隔一年多，这起因强拆而问责地方干部的事件依旧让很多人记忆犹新，而当时推动事件发展和解决的关键一环，正是在刚刚兴起的微博上，《凤凰周刊》记者邓飞通过微博将钟家姐妹在机场遭遇阻截的消息公之于众，很快便引起网友的集体围观；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现代快报》等传统主流媒体跟进报道、刊发评论，针对宜黄强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声浪，最终导致当地政府官员被问责。
在整个2011年，以微博为载体的舆论监督改变了很多热点新闻事件的进程，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公众的观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胡睿和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黄伟迪撰文写到，这些改变背后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即将来临。
正如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双聘教授展江所认为的，微博，这一网络驱动型的公民参与，让滥用权力的人更加难以藏身，在推进整个社会信息公开的同时，消除信息不对称和暗箱操作，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常态的舆论监督。
微平台提供多种便利
过去的一年里，微博在参与公共事件中的出色表现已经使这种假设不容置疑，而记者在履行社会瞭望者的职责中对微博的使用也越来越得力，从最初简单的获得信息、发布信息深入到利用微博这一庞大的信息集合体寻找线索、顺藤摸瓜，然后再辅之以传统主流媒体的跟进报道。
《南方都市报》记者王星说，微博为记者提供了一个寻找线索的高效通道，尤其是寻找新闻事件的相关当事人。还记得无意中掀起中国“慈善行业改革”序幕的郭美美事件后期，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席、首席执行官翁涛曾与郭美美在微博上展开了长达6小时的互相揭丑口水战。据王星介绍，翁涛在之后能够首次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也是由于记者通过微博上的各种关系联络到的。“不要以为匿名就找不到人，微博可以让你找到一个重大新闻事件中最核心的当事人。”王星认为，即便网络上的信息不能够代替事情的真实面貌，但依然可以辅助你了解事情的全貌。
这让我们想到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伦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六度空间”理论，即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6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6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个理论说明了社会中普遍存在一些“弱链接”关系，但这关系却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对于网络时代的微博来说，通过微博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相近”，而这种“相近”又在无意中为记者提供了很大的职业便利。
监督促政府信息透明
《人民日报》曾有文章指出，“微博的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微博给予普通民众平等的话语权，提供社会判断的思想参照系，微博正在改变我们生活，推动社会进步”。其实，除了给普通民众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之外，记者通过微博进行的舆论监督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
去年9月，网络爆出河北馆陶县出现“最年轻代县长”，这位29岁县长3年升迁4次，其简历竟然被列为机密。媒体介入调查的同时，网友通过微博质疑这名干部何以提拔如此快、任用程序是否正当等。之后，馆陶县政府网站才恢复该代县长的照片、活动介绍。
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微博力，正在生长的公民力量。”微博的“围观”和“质疑”，是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表现，而社会的守望者们则力图通过这种改变能够发现更多的问题，让事件真相揭开的时间差再短些，让社会和谐来的再完善些。（赵新乐 袁舒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