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对拉美地区的访问在地球另一端掀起中国旋风，成功之巨甚至超出中方自己的预料。访问确立了中拉关系的新格局，促成了金砖国家合作落地，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聚合了发展中世界力量，提升了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完善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全球布局。
习近平启动了名为“1+3+6”的中拉合作新框架，其中一系列涉及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人文交流的量化目标是如此雄心勃勃，连同中国帮助巴西建设特高压输电网路、帮助阿根廷建设核电站、帮助委内瑞拉发展卫星技术等批量大项目的达成，以及中国、秘鲁、巴西合作修建横跨南美美大陆的“两洋铁路”计划可行性研究的启动，昭示着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势不可挡。
一些拒绝放下冷战思维、不肯摘下有色眼镜的人以你输我赢、醋意翻滚的口吻评述中国拉美外交的进展，不遗余力地将其同美国的利益对立起来，渲染着美国的“惊慌失措”，宣告拉美即将进入新的大国争夺时代。他们不仅错误地估计了未来，也扭曲地审视着现在。拉美确曾是美国的“后院”，美国在此长期实行主导性、排他性的战略，这一状况正因美国自身的衰落、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域外大国利益的增长而发生永久性的改变。
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重心加速向太平洋地区转移，这是一个连美国都真心承认并深度卷入的转变，拉美国家焉能游离其外。他们纷纷投入“跨太平洋的握手”，比肩面向亚太国家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是在同发展机会握手、同未来希望握手。
中国向拉美伸出的不是帝国的“龙爪”，而是共同利益的纽带。这一纽带强调的是两大市场的对接，突出的是基础设施的更新，带来的是借贷模式的创新，不搞附加政治条件的指令性经济援助，符合在经历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剧痛之后深受重债拖累的拉美国家的现实紧迫需求。
无论被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和社会思潮所左右，拉美国家的对外关系仍普遍首重美国，其利益独立性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并不能导致对最大邻居的重新选择和对地缘政治现实的主动脱离，拉美的“脱美化”趋势被人为夸大了。当前的中国对拉美外交本质上是在多年耕耘、积累基础上的创新，它以经济上的互惠交融为主体，优先开展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等领域合作，没有抢美国的生意，没有输出发展模式，更没有挤占美国的军事安全利益，其实是在帮美国的忙、补美国的台。
美国已无暇、无力独自负担带动拉美成长的责任，她所主张的全球再平衡不应遗漏拉美。拉美之大，应当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在此以各自方式发挥作用并创造共赢空间。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中国的拉美外交不能放开手脚，既是因为中国自身实力有限，也是出于对可能引起美国不良反应的过多顾虑，这一状况正在成为过去，新的标杆已经竖立。
习近平此次访拉，所到国家都不那么入美国的法眼，与美国都有或多或少的矛盾，但这并不能决定中国对他们的亲疏。强国外交与弱国外交的根本区别于能不能在世界上根据自己的利益设置自己的议程。当中国站在新的实力基准线上，对外关系的种种部署必须优先考虑自己的议程，继续围着美国转不仅不会创造更广阔的天地，却有可能把路走得越来越窄。
中国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堂堂正正、顺乎规律，不应再从属于、受制于对美关系。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他新近发表的文章《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已经衰落》中说，“赛场上最危险的事情是因为害怕犯错而陷入被动。不管是出于保存优势，或是心有忌惮，总的来说，不敢前进是战略大忌。”萨翁此话是用来告诫美国外交政策制订者的，但对上升中的中国同样具有警示意义。中国正处在实现全球利益拓展的关键阶段，外交要杜绝傲慢情绪，拒绝强权争霸思维，避开大国恶性竞争锋芒，防止掉入地缘政治陷阱，但更要脚踏实地积极有为，认准了的事就放手去做，不能妄自菲薄、固步自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必须把握好这两方面的平衡，再难也要把握好。从习近平对拉美的访问中处处可见此种意识的流露，一种基于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性的有节制的自信增长是外界观察新时期中国外交最应感知的战略改变。改变在2013年3月和2014年5月习近平、李克强分别对非洲进行的访问中就已经开始显现。同样综合运用双、多边手段，同样依托富有层次感的合作新框架，同样以经贸纽带、矿能合作、装备输出、市场对接为龙头，中非关系迈上新台阶。
姑且可以用“远端外交”这个词来定义中国在拉美、非洲的进取。中国在深耕周边外交、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模经营远端，丰富着中国外交的层次和布局。拉美、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距离虽然遥远、发展虽然落后，但极具资源禀赋、市场潜力和后发优势。
广大拉美、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渊源深厚，相互理解和同情发自内心，他们曾帮助新中国在世界上获得立足之地，如今正在接受中国的回馈，与中国一道用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实际行动来自发弥补国际公平和公义面向发展中世界的缺失。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注定将成为这种努力迈向实质的里程碑。
在分别代表亚、非、拉、欧四地区的五个发展中大国的共同努力下，金砖合作拥有了自己的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与正加紧筹建并已取得重大进展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道，为南南合作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心机制。长远看，这将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中的自主选择权和自我抒困力，终将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协作力。最早倡议设立金砖行和亚投行的是中国政府，为促成有关设想做出最大贡献的也是中方。
中国等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超过全球的20%并且有望在30年后达到50%，从而根本性地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要支柱的国际金融体系受控于美国和西方，面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
在扩大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投票权的承诺遭美欧爽约之后，中国决定不再等待，要采取实际行动，借鉴国际通行的多边融资管理和投放方式，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得到更多反映。建立金砖行和亚投行，不是要挑战和推翻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而是对现行体系进行补充和发展，这是中国的本意，也聚合着发展中国家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