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国高涨的生活成本获得了“国际认证”，近日美国美世咨询公司公布的一份2011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中国5个城市“光荣”跻身前50，香港、北京、上海成功“鄙视”了一把号称美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纽约。
一时间，“中贵美贱”的慨叹升腾而起。然而这在许多企业中已经成为了一种“合理的尴尬”，“物流、渠道、税收，中国哪一样的成本比美国低?”在业内人士眼中，中国物价的“高速飞奔”是系统助力的结果，短期内很难解决。
中国5城市跻身世界城市生活成本前50
穗、深分别名列38位、43位
虽然美世咨询发布的报告，是针对海外派驻人员的，因此要说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城市的物价情况也有些牵强，但是中国大批城市排名的“光荣上榜”也为我们测度当前高企的CPI提供了一个简单化的视角。
这份调查共涉及全球214个城市，中国(含港澳台)有11个城市上榜，其中半数成功跻身前50，在这5个城市中，香港居第9位领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位列第20位、21位、38位、43位。
尤其让国人颇为“无力”的是，香港、北京、上海三市继去年之后，再次成功“鄙视”排名32位的纽约，而在整个榜单中，“大苹果”已经算得上是美国最贵的城市了。
“中贵美贱”的呼声一时此起彼伏，就连《人民日报》也在评论中援引了这条传颂颇广的帖子。“中国，工资5000元，吃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400元，买辆车最少3万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20美元，买辆车最多3万美元(宝马)。”
该评论特别强调“差别最大的是房价”。美国二线城市200平方米约40万美元，一个中产阶级奋斗七八年就能拥有房子，而在北京一位30岁的副教授要奋斗到60岁才能拥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产。
许多国人也纷纷在网上晒起中美产品价格对比，“在美国买辆奔驰E-320，5万美金，相当于半年多的工资。在中国买辆奔驰E-320，98万元，相当于十年多的工资。”“在美国买双意大利皮鞋50美金上下。在中国买双意大利皮鞋，1500元上下。”
很多人更感叹，即使不考虑美国人的收入，直接将这些商品折算成人民币，也不难发现其价格要低于国内。与此同时，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有些产自国内的商品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后，居然“售价”要低于国内，这更令国人大呼“怪哉”。
渠道成本高“同品不同价”
内耗严重累及消费者
“这个不奇怪啊，”在小宁(化名)眼中，同品不同价已成鞋类行业的正常现象，在一家品牌鞋企的外贸部门工作多年，她也是欧美各个市场上的常客，对于同样的产品“中贵外贱”的局面早已见怪不怪，“平均来看，同样的鞋子在国内挂价1000元，在国外上柜也就120美金左右吧。”在具体问到其中原因时，她认为这并不是哪个环节的问题，国内的商品流通体系和国外相比，可以说有着“系统性”的差别。
“同样的商品我们销往国外有着非常清楚的利润预期，不确定性很小，而在国内就很复杂了，一双鞋子1000块，其实外单挂价我们可以挂600元，但是内销绝对不可能。”她举例道，“扫外货的人都清楚，欧美打折季很清晰，7月、8月、1月、2月，其他时间价格波动很小。但是国内就不一样了，商家很多，每一家都是依靠活动来拉动销售，打折频繁，无论是厂家还是商家都会将价格‘做高’，以保证自己的效益，这么层层加码，如此下来同一款商品，在国内的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产品卖到人家的地方价格控制得住，那是人家的物流和渠道做得好!”广东展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树喜表示，欧美居民能够享受到如此低廉的产品，与这些国家发达的物流和销售渠道直接相关，强大销售网络让货物流通十分“平滑”，“可是你知道我打一个城市的渠道要多少成本吗?500万到1000万，全国打一遍要上亿元了，出场价做到30%到40%的利润，到最后我还要亏啊。”
这位广东展翠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历数了“一颗糖”在国内销售的种种费用，“进场费”，“管理费”，“人工费”等等，“发货往往还要有60到90天的押款期，这里面太复杂了。”相比之下，他曾目睹过日本一家大客户的物流体系，那种精准的成本控制和投放效率令他不得不承认“国内差距太大了。”
山东银凤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处的靳绍祥向记者表示他们内销和外销的产品不同，但是业内普遍存在内销成本过高的局面：“1000块的产品，国内上架之后都要到3000到4000元。而且很多商家规定，营业额达不到一定的量，厂家还要自己‘吃进’一部分产品，企业只要将一部分压力转嫁给消费者。”
间接税赋抬高社会总成本
为企业减税可间接令消费者受益
在生产厂家眼中“不太地道”的渠道商也有自己的苦衷。“别看一家小店，各种税费不少，还有各种各样外来的压力。”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很多人反映超市、零售店阻碍品牌企业发展，为什么?有时候并不完全是渠道商自己的意志。政府看到一家企业在自己的地方卖，但是税收却不交当地能满意吗?”据他透露，有的地方政府就会“千方百计”让企业在当地设立分点，才能进入当地的渠道销售，政府的税收上来了，可是每个点的设立必然带来行政成本的提升，还不就传导到了消费者身上。
而国内各种商家五花八门的上架费、促销费、店庆费等等也都是为了应对商品流通中的各项税负。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表示，同样的成本，同样的产品，如果产自中国国内，即使算上“出口退税”的部分，也不该出现高于国外市场两倍的情况。国内商品价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藏在商品里由消费者埋单的额外交易成本，最大的交易成本就是税负。美国的商品往往会标明价外税，中国的商品，消费者只能看得到最终价格，却看不到价格中有多少隐身的间接税。
曾任世界银行、非洲银行非洲项目协调员的独立学者刘植荣表示：“2010年73202.3亿元的税收总收入中有65882.07亿元是由企业交给政府的，而这些税都要摊派到产品的价格上，最终由消费者交纳。”据计算，在企业交纳的65882.07亿元的税款中，增值税和消费税为37650.95亿元，占企业纳税总额的57%;企业所得税为12842.79亿元，占企业纳税总额的19%;营业税为11157.64亿元，占企业纳税总额的17%，这几项税占到企业纳税总额的93%，全国税收总额90%的税都附在各种商品的价格里，最终由消费者承担，这就造成物价过高，导致低收入群体对物品的消费量减少，造成内需不足，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刘植荣认为：“由于穷人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大，富人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小，也就是说，由企业交的这些间接税是累退的，收入高的人纳税比例小，收入低的人纳税比例大，这会加剧贫富差距。中国必须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税制，为企业减税，实际上就是为所有消费者减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