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考虑我们怎么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实现非常重大的创新｡具体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基本社会公正的全面小康社会,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制制度,甚至逐渐形成民主法制传统,那就是我们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所必需的基本创新｡
从外部环境看,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强邻,中国必须小心谨慎处理与这些邻国关系｡另外,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有多项"安全两难",而中国在其中作为一个角色的占一半以上｡不仅如此,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也在多方面地显著变动｡中国如果要和平崛起,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如果像中国这样面对很复杂､颇大意义上也很困难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而同全面改进和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一起,经久地和总体上和平地维持和加强中国的基本安全,那就是实现了另一项重大的历史创新｡
中国和平崛起需要有若干经久和基本的"平台",它们有些是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性质的,有些则远不止是如此｡可以设想的第一大"平台",在于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建设､维持和发展中美两国间较为稳定的战略､外交和经济协调关系｡中国在和平崛起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全局性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必然是与美国的关系,不管这关系的基本状况如何｡要在绝不牺牲中国最根本利益(并且只是最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争取通过尽可能建设､维持和发展中美协调性关系来防止中国崛起的过大阻力甚或过大风险,同时关键性地拓展中国安全和发展的多方面空间｡
可以设想的第二大"平台",在于中国至少参与主导的多个亚洲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连同同样是亚洲次区域的多边经济合作体制｡特别要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战略思维和实践决心｡
中国和平崛起的第三大"平台",是数量愈益增多､功能总的来说愈益重要的各类国际组织｡这个平台是中国得以从自身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参与国际"规则制订"的一个最重要场所｡而中国在这个舞台更需要提高外交艺术｡在哥本哈根外交峰会上中国被指责傲慢,实际上就是我国在这个平台上的外交还不够成熟的表现｡
中国和平崛起的第四大"平台",应当是对外经济战略｡它与一项项具体的对外经济政策有别,而且往往从政治和战略高度指导或支配这些政策;它作为国家大战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分,有较高的自觉程度和内在整合程度,并且有它自己的各个分支｡经济实力的空前迅速增长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异常蓬勃发展,构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初期以来最突出的民族成就｡
从中国所处的力量对比格局看,我们特别需要至少巩固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并且认真考虑在大致可行的情况下,逐渐同中国周边个别地缘位置特别关键､国家实力实属可观的国家新建"特殊关系"｡
不言而喻,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轨迹很大程度上将由世界和区域国际政治的大环境决定,如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自身的状况､战略和政策选择决定一样｡中国在和平崛起的历程中一方面必须有､也能够有巨大创新,另一方面不会､也不可能整个"例外于"现当代世界史｡对我们应有的思想和实践来说,具备这一基本认识至关重要｡(作者 时殷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