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站在他参与设计的杭州中山路南宋御街上，为记者讲解他的建筑理念（2011年12月9日摄）。
身为院长，除了实际的操作之外，王澍还在基础建筑教学中不断强调一种不自觉的伦理意识。“往往以前的建筑师只是对建筑本身感兴趣，之外的东西并不关心。但实际上，建筑师构建的恰恰也是一种社会性的东西，因为作为建筑的缔造者——建筑师在构建的同时，还必须带着对一种社会观念、伦理的认识和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对我来说，保持内心的平静是最重要的，无论世界是否刮风下雨。”业余时间，他从不上网，最感兴趣就是练练书法，临摹字帖，大学时代，午夜里宿舍里其他同学都睡了，只有他一个人在写字。他说自己现在的建筑风格跟十几年来修习书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画象山校区工程草图时，王澍没有借助任何电脑软件，而是按照中国传统绘画方法手工作业，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他自称这套工作流程是“胸有成竹法”。
在纽约一次专为建筑专业机构举办的展览中，王澍铺开一幅近千年前中国古代名家的山水画，对外国同行讲起了画中的空间布局。他的讲解让他们惊讶地发现并开始理解中国传统山水画不仅是在描摹景物，更是一种洞悉世界的角度，甚至展现着某种含有哲学意味的世界观。还是当学生时，王澍就想把中国山水画的思维方式运用到建筑领域，经过十几年的摸索，终于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建筑思想。
时代的“幸运儿”
王澍说他很感谢中国美术学院提供了象山校区如此大体量的设计机会。而对其方案，学校内外始终意见不一。院长许江却坚定地站在了王澍一边，给了他“彻底的自由”——从图纸到实体的3年里，院长没有任何要求，只写给他3首诗。“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份责任，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许教授的支持，我不可能有今天。”
从2007年到2009年，王澍主持设计了“南宋（1127—1279）御街”这一杭州市政府的历史街区改造项目。此次，人们都认为他“幸运”地遇到了“懂他”的市领导。
现在，这条南北长4000多米的繁华古街已成旅游旺地和杭州城市的又一大文化标签，可王澍最初接手设计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非常破败，“就是感觉大家决定这个地方不要了，所以很长时间也不去维护。”而这条街原来特别有名，很多人都有很多回忆在这个地方。从2001年起，各方开始围绕着怎么改造这条街道展开了讨论和探索，但一直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方案。市政府就直接找上门来请王澍主持重做。
但王澍并没想接，“因为不改则已，一改的话，各家的利益其实都出来了……”于是，他提出“3大条件”：要想做好，至少得3年，而做之前还要给半年时间调研，“中国一些政府项目都很急，往往只设计半年，然后便动工”；二，保持生活的真实性——必须有原来的住户进住，“如果把人全部迁走了，改好了，只是商业，生活的魅力就会失去”；三，绝不做“保护性拆除”（真的拆了，再做个假的）。“我本来以为这些苛刻的条件提出来之后，政府就知难而退了，结果，我没想到他们全答应了！”
他甚至还以非常激烈的口气对着杭州市委书记发言，周围人说，“这个市政府大楼里头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市委书记讲话的，您是第一个。”但书记不但没怒，还听进了其所言。
在王澍设计自己唯一一个商业住宅项目杭州“钱江时代”时，他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房地产商。他给这个拥有6栋26层的高塔楼组成的大型高层集合公寓起的名字是“垂直院宅”（Vertical Courtyard Apartments），本意想通过院落式设计，引导一种曾属于中国人的邻里共处的社区生活。“开发商给我算了一笔账，做这样一个邻里交互的空间，按5000元1平米的造价，5000万人民币不见了，他半开玩笑说‘这是我陪着你‘理想’的结果……”
当然，王澍并不总是这么幸运，“在目前建筑市场片面追求利润的导向下，像‘钱江时代’这样能够体现出社会责任的地产项目只能是可遇不可求”，其它项目也只好“谈不拢就不接了”。几乎不做商业项目的他，在乡村快速城市化、建筑设计产业化的中国，始终与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使之备受争议，也更令其独树一帜。
“建筑师不是说简单地设计房子的，他们是对这个时代有很大影响的一群人，如果他对这个时代的问题没有思考，不做出回答，他就丧失了在这个时代做建筑师的基本的资格。”他坦言，现在铺天盖地在全中国复制了那么多的能称之为“垃圾”的房地产，都是建筑师干的，建筑师就成了房地产商的同谋，变成了不良社会趋势的同谋。“我觉得，社会、体制各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去批判，但是我从来不是简单地把它归结于这些外在条件造成的，很多建筑师持哪个立场。我觉得我们首先能做的，是自我批判。”
在他看来，好的建筑师应该有一个长期坚持的思想，而在坚持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建筑机会来表达。“很多建筑师觉得自己做不出好的作品，是缺一个好的idea，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点子或一时的想法，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我觉得中国建筑界特别缺的是一种连续、连贯、持续的思想。”
显然，王澍之所以常遇“贵人”，除了新时代的恩赐以外，还在于他自己的坚定、坚持、坚守。
这位曾经“年少轻狂”的建筑师，如今并不否认自己“愤青”的历史，并将自己年轻时代的性格与作品风格形容为“锋利”，但在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到1998年开始读博士的这10年时间里，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投入建筑设计工作，而是与普通工匠们一起干活儿，在真实的建造中获取体验与经验。“当我真正花了很多的时间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背包旅行，开始跟农民工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我就开始意识到中国建筑的根本，是在那些看上去没有建筑师的大量建筑中，这些都是伟大的建筑。”。甚至，他对城里所有高大威武的地标性建筑都很反感，“我的很多创作理念都是从农村学来的。”他提倡向乡村学习，选用大自然的材料，造“轻盈”的房子。
那时，他还会在西湖边长坐一整天，“什么都不干”。同为建筑师的夫人陆文宇理解并“纵容”了他，“好几年得主要靠她的工资养我。”王澍很感恩地说，太太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他，与之同甘共苦十余年。
他曾在晨曦初露的校园里用大棉袄裹上一捧石榴花献给喜欢的女孩儿——陆文宇，很幸运地“抱得美人归”。“认识她以后，我身上那种早年养成的文人的孤傲被抹平了大半。我太太身上温润的性格，实际上对我现在设计风格影响非常大，某种程度上说，她是我的老师。”
1997年，他俩成立了“业余建筑工作室”。之所以起名“业余”，王澍的解释是：“对我而言，不管我是一个工匠还是业余的，都是一样的。”他认为，一个人因为兴趣而从事某项研究、运动或者行为，而不是因为物质利益和专业因素。
夫妻两人互为工作室唯一的合伙人。“我和太太在工作上的分工就是，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那些设计图；而如果没有我太太，所有的设计就不会实现。”王澍透露，“我每次画完草图，她都是第一个看的人，如果她觉得不好，我会重画。
于是乎，在得奖的第一时间，身在美国讲学的王澍向当地媒体半开玩笑地表示：“是不是颁错了，应该给我和我太太两人。”而评委也在评委词中同时提到了王澍和陆文宇的名字。事实上，2010年，他们便一起荣获过德国“谢林建筑实践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