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起，王澍就有重点地回收旧料循环利用，充分发掘建筑材料的可再利用和经济实用性。“节约材料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王澍接着说，现在大量古旧建筑被拆除，出现许多砖瓦废料，原本非常有尊严地呆在老的建筑上的这些材料，忽然变成了垃圾一样被扔在地上，“作为一个建筑师，不能视而不见，否则就是无德！”
不过也有人不解，象山校区大约53公顷那么大一块地，王澍却把建筑全安排在围墙边上“挤”着，每幢房屋的间距又很密。“我们所实验的这种处理方式（建造方式），就是要让出50%还给自然，还给原来的土地。”王教授解释道。为此，校园里既有小河环绕，又保留了好几块农田，种上绿油油的蔬菜，山林里还开辟了茶园。据说，春天飞来的候鸟已经从300只增加到3000只。
“我们这是很具体地探讨如何在今天的城市中保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王教授表示，“作为一个中国本土建筑师，如何以本国的传统作为背景，在面对今天的自然、生态、环境、城市时，我们将以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来面对？”他认为，为了保证自然原有的面貌，在建筑的同时，应该对自然做出让步。而节约材料和能源等问题也应该结合着建造一起考虑的。“象山校区不单是一个大学校园建筑，背后包含着对这一带新的城市建设模式的探索。”
在托马斯·普利兹克主席眼里，未来几十年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成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非常重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如同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一样，要能与当地的需求和文化相融合，“中国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方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要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传统保持和谐，另一方面也要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相一致。”
“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一个当今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討论。”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主席、世界知名的建筑资助人帕伦博勋爵（Lord Palumbo）在英国引用今年获奖评审辞时说，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还有评论提出，两大标志性建筑影响着中国城市的未来走向，一是2000年普利兹克奖得主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北京CCTV新楼，另一个便是象山校区，它们分别代表了“现代”与“传统”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王澍表示自己很高兴“我们校园能够代表另一种方向”。他曾一度被同行指责为“背叛了现代建筑”。
“王澍先生的作品既对现代建筑有很深的解读，也对传统有一定的认识，通过这样的平衡，他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建筑，相信这种方式应该是得到世界的肯定的。”获得1995年普利兹克奖的日本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Tadao Ando）表示。
而王澍教授也并不认可那些封存在博物馆玻璃罩子里的所谓“传统”——那些只是传统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不少国人对传统有一个误区，认为传统就是老的、过去的。实际上，一直到今天发展的、正在建立的都是传统，传统始终是在建立的，而不是100年前、200年前的。传统一定是活着的，且一旦被切断就很难再承续。”他很认同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观点：传统对每一代人如果有意义，都是因为你今天以那个传统为基础，创造性地做了很多事，才会有意义；“如果你非常被动地无想像、无创造性的话，那它对你毫无本土可言。”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需要扪心自问，我们学的西方的东西远远多于中国的东西，我们喜欢谈论中国的传统，但我们对她基本不了解，都是泛泛的。”王教授这样认为并身体力行：传统必须真地扎进去，否则对传统的“再现”永远都是人造的、“假装”的和空泛的。
2000年，王澍完成了自己第一个主要作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苏州传统园林的造园思想，包括如何让建筑自然地存在于“山”和“水”之间而不突出，是他设计这一作品的沉思背景。它将近一半的体积被处理成半地下；由山走到水，四个散落的小房子的尺度明显小于主体建筑；水中还有一座亭子般的房子，是“诗歌与哲学”阅览室。
但他不愿意在老房子上“修旧如新”，更不赞成动不动就拆迁。“这是中国城市一个很大的问题，把以前老的房子乃至历史街区都拆了，这不仅是在拆房子，而是在拆生活方式，是拆一个社区。”他对CCTV新闻节目主持人说，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的和谐，尤其在城市里，它的基础就是社区，“我们相当于把发展的很很多年成熟的社区全拆了!”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能够明白，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拆除历史为代价。在荣获“普利兹克奖”后而举办的媒体见面会上，他毫不讳言，“我必须从拆迁、超级建筑以及快速致富的中国建筑系统中逃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