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7日，作者为杨宪益先生颁发“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姜永刚摄
2009年11月23日，北京什刹海后海小金丝胡同深处那幢幽静的院落，永远失去了它的主人——一位中国翻译界无人能比肩的大家，一位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学者——杨宪益。从此，中国译苑痛失参天大树；从此，世间让一段佳话永恒。
杨宪益，1914年1月出生，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杨宪益早年留学英国，与他的英国太太共同翻译了《资治通鉴》、全本《红楼梦》等上百部中外文化经典和文学作品。1953年接受毛主席接见时，周总理特别介绍说，这是一位翻译家，他已经把《离骚》翻译成了英文。
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认识杨先生，是2002年年底，我刚调到中国外文局工作不久到医院去看望他。记得当外文出版社的领导向他介绍我时，他温和淡然地笑着，轻轻地说了声：“谢谢你来看我。”去医院前，我是有意做了“功课”的，于是就历数着他的译作、赞赏着他的学识、畅谈起他不平凡的经历。
杨先生边听边摇起头来。之后，虽有些心不在焉但还是强打精神，温和地笑着：“过奖了，我没做什么，我没做什么。”从先生淡然的微笑中，我开始感受这其中所深深蕴涵着的一切。当天我在日记里写下：“今天下午，我去医院看望杨宪益先生。出乎想象，他没有一句疾言厉色，更无丝毫大翻译家的‘架子’。这才是真正的‘大家’。”
杨宪益出身世家，祖父是前清翰林，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先生幼年接受旧学启蒙教育，国学根底厚实，21岁前往英国牛津求学，本来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中古法国文学，结识了后来成为其夫人的戴乃迭后改学英国文学。戴乃迭也因与杨宪益相爱而从法国文学转学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毕业生。正是这珠联璧合，为这对伉俪造就翻译界中译英的辉煌奠定了基石。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深受西学浸润的杨宪益致力于将中国优秀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世界。带着博览古今、学贯中西的悠游与自信，带着纯粹的审美态度和天赋中的一点自豪游刃，自嘲为“半生飘泊假洋人”的杨宪益，为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将中国文学经典巨著推进国际视野，做了“卅载辛苦真译匠”。他与戴乃迭相濡以沫，共同翻译了上百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从《离骚》、《史记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选》、《关汉卿杂剧选》、《长生殿》、《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选》、《老残游记》、《中国古典文学简史》等中国传统典籍，到《阿Q正传》、《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中国小说史略》、《鲁迅选集》（1卷~4卷）等中国现当代经典名家名作，他们的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外翻译界创造了一个奇迹，被称做翻译工作者的典范，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其中，《红楼梦》三卷本全文英译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历经坎坷，在70年代完成并陆续出版，引起中外文化界和学界轰动，成为最受中外学者和读者认可和推崇的经典译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国际影响。
作为执行主编和主要译者，杨宪益和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50年。1982年，杨宪益还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的窗口。这套丛书中，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家的作品。
“当个好翻译要多读书、多实践”
2008年1月5日上午10时许，我与外文出版社领导和几位进社不久的年轻人一起，走过银锭桥边那条狭长小路，叩开小金丝胡同6号深红色的木门，为杨先生提前过94岁生日。
我们之间的交谈始终围绕着翻译的话题。我向杨先生请教翻译的最高境界，讨教如何看待“翻译理论”。
先生说，到目前为止，尚无人超过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论。其中，“信”是第一位，没有“信”就谈不上翻译；“达”，不仅要忠实于原文原意，更要传神、要有所升华；最难的是第三境界“雅”，没有多少人可以达到。
我问：“您与戴先生（这是我们外文局人对杨夫人戴乃迭的尊称）的合作是否达到了这个境界？”杨先生答道：“那可不好说。那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但能否做到，不好说。”
望着同去的几位年轻人，我说：“今天外文出版社来了这么多年轻人，他们都是从事翻译工作的，是您的崇拜者，您给他们讲讲您和戴先生成功的经验吧。”
杨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要做一名好翻译，外语是一个方面，中文基础和功底很重要，需要对文化的理解、对两种文化的诠释。”
这时，一个年轻人问，怎样才能少走弯路，才能进步快些？
杨先生含笑作答：“没有捷径可循，要耐得住寂寞。无非多看书，多实践。以后你们会超过我的。”
这番话，让我记起杨老那篇随笔《未完成的心愿》：“一个珊瑚岛原来都是由千千万万的小虫的遗骸所组成，经过许多小虫的集体劳动，每一个小虫留下一点痕迹，逐渐也可以造成一座岛屿。”举重若轻的笔调，将六十年锱铢积累而成大家的磨砺与坚韧，散淡地道出。
有研究者认为，杨宪益的翻译观是超前的，更倾向于文化翻译，即翻译行为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以文化移植为目的的跨文化活动。
除以中译英大开中国文化之门外，杨宪益还开启了一扇西方文化之窗。他一生翻译了大量欧洲文学名著给中国读者，如阿里斯托芬的《鸟》、《和平》，荷马的《奥德修纪》，维吉尔的《牧歌》，萧伯纳的《恺撒与克丽奥帕脱拉》、《卖花女》，法国中古史诗《罗兰之歌》等。
杨先生在国内外翻译界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同仁和后辈尊敬与爱戴。“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年知耻”，那本以“世事沧桑”、“译余散札”、“译余偶拾”三部分构成的集子《去日苦多》，以杨氏的幽默和散淡，对当下胡翻乱译横行、剽窃造假四起、吹牛拍马受宠不良之风进行了毫无疾言厉色的讥讽与鞭挞；以杨氏的波澜不惊，耸起一座一生萃于译事的翻译家严谨、谦逊、敬业、执著和沉静的无言丰碑。
那一天，杨老心情极好，风趣、机智、洒脱、细致。上午的阳光穿过落地窗照在屋内，肆意泼洒在深坐于红色沙发里的杨老身上，于是，老人周身罩上一层暖暖的黄色光亮。
慈祥安然、鹤发童颜的杨老在暖阳中与年轻人尽情交谈着，我则拿起相机，将他定格于那只属于他自己独有的瞬间——手夹香烟、目光炯炯、凝视远方。然而这若有所思目光的背后，似乎还有着许多人们所猜不透的故事。后来，同事把这次为杨老拍摄的一组图片制作成一个影集，先生看了非常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