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从事日中文的翻译工作。回顾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以及在中国度过的岁月，这些年在中日两国的夹缝中锤炼，渐渐地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并逐步掌握了汉语，通过语言在两国间架设了沟通的桥梁，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工作的价值。
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邂逅中国
我生长在日本的经济高度成长期，可以说是一个受日本欧美化教育的典型的日本人。升入初中后开始学习英语，上大学后选择学习德语。当时理由很简单，在西方语言占主导地位的80年代，经常从担任钢琴教师的母亲那里听到德国人的名字和地名。那么像我这样一个从小与中国没有什么接触的人又是如何对中国感兴趣的呢。
那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时期，日元大幅升值。大学生们拿着打工挣来的钱就可以利用假期到国外旅行，那时候《走遍全球》丛书非常畅销。常常听到某些同学在法国的凡尔赛宫或者欧洲铁路的列车上不期而遇的趣闻，欧美仿佛变成了我们的邻居。我也和朋友结伴去过两次欧洲，那是我的憧憬之地,可到那儿一看却有一种欣赏镜框中美丽图画的感觉，我想这个世界上还应有一个地方，那里能够使我产生某种共鸣，于是离开了旅游团返回亚洲。二十岁的我也许是希望在国外游走的过程中寻找自我吧。
那时，正值邓小平先生发表南巡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我的周围亦变得热闹起来，从老师和朋友那里会经常听到有关中国的事情，慢慢地产生了无论如何要亲眼看一看的想法。
1994年，跟随朋友组织的旅游团参观了中国的古都和经济特区。中国是我访问的第15个国家，我完全被这个日本的近邻迷住了，足迹遍及了大江南北，到过上海、四川、广西、海南岛、北京等等许多地方，让我充分感受到大陆的广阔，人们虽然物质生活并不丰富，但是眼中透出的充满希望的光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几年前到过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给人的空虚、颓废、闭塞得令人窒息的感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回国后就马上着手寻找汉语学校，那时起我才终于找到了自己从心底要学习的语言--汉语。
温馨的留学生活
不久我决定去中国进行短期留学，进修语言的同时收集研究资料。接受我的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现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刚刚开始招收外国研究生，研究所的老师劝我参加博士生考试。虽说中国的外国研究生人数很少，但在中国的研究所里安静地做学问，这对我非常有吸引力，于是决定参加考试。
可是拿到参考书，才发现仅凭单纯的好奇心和决心去应试未免太天真了。一直当高级进修生，只了解自己想知道的中国的情况即可。但是参加考研的话，要大体掌握中国学生已学过的内容，中国教科书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及设问的方法都与日本的教科书有着很大的区别。怎样去理解又怎样同以往形成的思维模式相连接呢？茫然中渐渐有些灰心，打算放弃考试就去找老师商量，没想到老师的一番话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你不用太拘泥，日本学到的知识同样可以在答卷中发挥出来”。
研究所的老师都是从事外国教育研究的，很关心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我常常同他们一起出席星期二的研究所的例会，并且，每周都有中国的研究生轮流教我汉语，帮我更多地了解中国。现在的工作单位也是,在中国生活期间一直受到那些博学的同学和同事的热心关照，我非常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宽容的环境。
中国的研究生制度和日本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学位论文。得到那么多人的帮助，而且看着那些韩国、越南的留学生朋友一个个完成了论文走向社会，我拿着交换留学的奖学金是没有理由半途而废的。虽然有些犯难还是投入到了论文写作当中，渐渐地可以不打日文草稿直接用中文执笔了，这为我日后用汉语思维并发表文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学们为了就业的事纷纷回国了，快要毕业时我的心里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想法，准备另辟蹊径，尽管我对能否成功并没有多大把握。
我想：“可以的话就留在中国工作，不是日本的驻华机构而是要融入中国社会”。恰巧当时中央编辑译局正在招聘日本专家，于是我获得了到中央编译局文献部日文处工作的机会。
在工作中面对中国的两个侧面
中央编辑译局是拥有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德语等多语种人材的专业翻译机构，在此我负责译文的改稿工作，每天要和中文打交道。工作内容直接涉及国家的政策。和那些资深翻译家以及年轻的精英们一起从事着这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内心感到很充实，业务水平也提高了很多，这种体验是非常难得的。
这支日文翻译队伍中只有我一个日本人，在翻译工作中要同时面对具有两个侧面的中国。一个是从翻译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开始延续下来的编译局文献部的传统。每当接到重大任务时，我们就会沿用无论在翻译技巧还是思想方面堪称完美的毛选译本的翻译传统。就连一个助词也不放过，逐字逐句进行推敲，力争译得通顺精炼。
这种传统还体现在一件作品凝聚了集体的智慧。据说在翻译毛选的过程中中国一流的日语翻译家和日本专家超越国界，同心同德，完成了整个翻译工作的多道程序，文体和用词完美地达到统一。尽管倾注了那么多心血，翻遍全卷也找不到翻译者的署名。这是那个不求个人名利，提倡无私贡献精神的时代的产物，尽管我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且又是个外国人，但是每当手捧毛选译本的时候还是深受感动。在当今这个追逐名利，粗制滥造的作品泛滥的年代更显得弥足珍贵。
另一个侧面是面向新世纪的新姿。1999年来到编译局之后最初与大家一起进行的工作是文献部开展的中日政治经济新词词典的编辑工作。在处长的带领下大家收集汇总了大量的新词并反复进行讨论。在21世纪到来之际，大量的词汇如潮水般地涌来，宣告着新时代即将到来。只依靠前人的成果远远不够，要了解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以及中日关系的新动向，必须共同摸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新方法。
面向未来的同时，我的思绪不由地想到了日中交流的悠久历史。据说两国的古代文人是通过互相吟诵汉诗进行交流的。过去日语和汉语不象现在这样疏远。本世纪我们能否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呢。
无论从事这项工作的路途是多么漫长而艰辛，但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并有缘走上现在这条路的日本人，时常想起路上遇到的每一张面孔，我衷心希望通过两国的语言，编织沟通心灵的纽带，以便把这项事业坚持下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毕业，在中央编辑译局从事文教专家的工作之余撰写教育问题，女性问题等有关文章。在北京生活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