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很多人看于丹老师的书，听她的讲演，对古代的经典开始有兴趣。另外还有很多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应该接受传统道德教育，据说一些中国人甚至想恢复传统的儒家教育，让孩子背《四书》和《五经》。
我认为，读经典著作是非常好的事，因为这些经典都一代一代赋予了人们很多灵感和启发。这些经典的价值观基本上是被肯定的，是建设性的，比如孔子的仁义，学习的精神，礼让等等。如果我们多读一些经典，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祖先的思想，自己也继承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崇高理想。
然而，我们不能单单只理解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因为经典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
我在2006年12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一个哲学系举办的会议，其中有一位来自东北的大学教授说，儒家的思想阻碍科学的发展。他指出4个有害的因素：第一，儒家强调人的能力和伟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所以很难意识到大自然的庞大力量，很难进行细心的和谦虚的观察和研究；第二，儒家有一种权威主义的倾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允许自由的谈论；第三，儒家思想有功利主义的倾向（“学而优则仕”），但科学研究需要自我牺牲的精神；第四，儒家思想有一种“华夏主义”倾向（“夷狄之有君……”），而科学需要普世性和开放的态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位“精通中西文化”的学者吴经熊曾经说过，汉代“独尊儒术”意味着中国的法学消失无遗。儒家和法学之间似乎有某种矛盾。武汉大学的著名哲学家邓晓芒曾经写过文章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说法阻碍人们全面地理解社会。孔子的思想是重义轻利。但从法学来看，法律一方面要注意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到人们的利益（个人财产等）。正如西方法学经典中所说的那句名言“法律是价值和公正的技术”，即“法律”必须同时保护“利益”和“正义”。这是整个法学的基本原则，然而孔子的思想似乎将“利”这一面完全排除了。
因此我们需要从一个现代的、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经典。我们既要看孔子的书，也应该多听听鲁迅“经典”中对于孔子的批评。我们既要看汉语的经典，也可以去尝试去阅读柏拉图，西塞罗，托马斯的经典和基督宗教的经典。于丹对于汉语的经典就有一种开放地理解和解释，她参照了外国的经典，并且多次引用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家的语句和他们的思想。
其实，东西方经典的交流和传播一直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经典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上也可以算为经典，而无数的中国人学过和背过其中的语句和思想。
而中国的经典几百年以来也影响了西方。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就开始翻译孔子的经典（《论语》等），让欧洲人认识了东方的古代文献。我认为，这种交流是完全正确的：各民族的经典和古书在全球化的世界可以构成一个很大的“世界经典丛书”。比如，欧洲人应该知道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统著作，但也应该稍微懂一点儒家或佛教的思想。中国人也一样，可以看自己的《四书五经》，但也应该读一读柏拉图，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古兰经》，《奥义书》，但丁或哥德的著作。我们生活在共同的世界中，实际上也有共同的经典。
我真希望，陪伴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会出现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我希望，这个文艺复兴运动不会是一个“仅仅看中国经典”的封闭运动，而将会发展和促进对于古希腊语的，拉丁语的和古希伯来语的经典著作的研究，会促进比较文学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比较宗教学研究；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全面地看到孔子和老子在世界经典的大丛林中的地位，他们的局限性和他们的贡献。
（作者系奥地利汉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