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到15日，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美国派出了以财政部长保尔森带队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能源部部长博德曼等高官在内的豪华代表团，回望历史，能与之相媲美的恐怕只有20年前美国出访日本的团队了。当时的美国强势要求日本进行市场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也带来了日本贸易政策转折性的变化，引发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沉沦。
今非昔比的是，中国的崛起令强势的美国不得不放弃单方面施压的做法，正视两国经济的互补并通过平等磋商来解决问题。这反映了两国关系的成熟，也是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必然结果。
本次战略对话中，美方将焦点集中于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与知识产权保护三大领域，而中方领导人在强调改革、开放的同时，也提出反对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共同关注市场开放，而且是尚未得到对方市场经济地位确认的国家向以自由市场标榜的国家提出贸易保护的担忧，这种局面有些匪夷所思，也颇能引发我们进行国家利益与经济政策的深入思考。
裴长洪（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炮制“全球经济失衡”的战略意图
我认为中美战略对话是中美经济相互间的依赖性加深的表现。中美经济战略对话说明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引起了美国的重视。美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话的必要性。
此次经济战略对话，美方的理论依据是全球经济失衡。2005年初IMF炮制了这个概念。
“全球经济失衡”描述了当今世界上经常项目顺差国家和经常项目逆差国家两极分化的现象，这一概念逐渐取代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一个新话题。在我看来，这一概念的提出对美国十分有利，它突出了美国大额的贸易逆差，而弱化了美国经济的强势，为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经济对话增加了筹码。这一现象也充分说明了世界的话语权还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美国之所以提出全球经济失衡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战略意图：第一，为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美国需要打开中国市场，尤其是服务业市场，如金融服务、航空运输、电子信息、通讯和文化产业等来使美国的经济有一个新的增长点。
第二，美国希望通过对中国政府施压保护知识产权。美国有大量的发明，大量的专利，一旦这些被盗版或者是被侵权，美国的商业利益就受到严重的损害。
第三，本次中美战略对话同时涉及全球经济政治安全。如地区安全、海峡两岸的关系。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关系都要通过中美两国的经济战略谈判和对话加以协调。
此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中国的关注点仍然是中国经济快速健康的增长，实现十六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在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提高经济质量并保障就业水平。出口是我国经济中很重要的一块，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不能够用削减出口贸易来解决。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应该是常态，这和日本的情况一样，并不能称为失衡。相反，如果美国经常项目出现了顺差才是全球经济的失衡。因为自从美国取得经济霸权地位以后，国际收支平衡就是靠资本项目。中国则不可能通过资本项目达到国际收支平衡，因为资本项目还没有开放，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完全正常的。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不要说1万亿的外汇储备，我看2万亿也不会有问题。而只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才能应付资本项目的开放。据汇丰银行的数据，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只占到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15%，与台湾的30%相比，我们的外汇储备并不算多。
汇率是此次对话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但美国真正关注的并不是汇率问题。从去年人民币升值对两国贸易影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升值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贸易差额。从去年7月21日到现在人民币升值了5%，中美贸易逆差依然扩大。汇率问题在对话中也只是美国谈判的一个筹码，意在换取中国开放市场。
中国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谈判过程中，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应该考虑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样的妥协。谈判真正的目的是取得互利共赢。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经济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裴所长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这个问题，我从事的是国际战略研究，视角有些不一样。
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今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保持一般工资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为其提供了廉价的商品和劳动力，帮助其稳定了国内工人的最低工资，确保美国公司的利润按照他们预想的速度增长，因此美国CEO的工资是飞速增长的。反过来，美国的资本和企业则流到中国，帮助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这个奇妙的政治经济联合中付出代价的是中国的劳工、资源和环境。但这个过程为中国提供了就业，也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帮助中国实现了技术和产业升级。开放是确保简单的增长转变为复杂的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
这一次战略对话得以进行还反映出中美关系的成熟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的力量发展和信心增长是战略对话的前提，这一对大国关系已经到了可以坦率面对分歧和讨论战略意图的时候了。
当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直接原因是中美贸易问题确实非常突出，现在必须由政府高层对话来加以处理。贸易问题和安全问题的性质不一样，贸易关系的本质应该是一个非零和关系，不过，若不控制也会转化成零和关系。现在美国有一部分政治家想把贸易问题政治化，这就成为促成此次对话的直接原因。
这次中美战略对话其实是向三种对象传递信息：一是美国国会，现在共和党在经济领域针对即将上台的美国民主党国会展开了“先发制人的打击战略”--即抢先攻克中美关系的难关，二是美国民众，美国政府正以行动告诉他们：你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正是我所重视的问题。三是中国的公众和精英，美国政府以自己的重视暗示你们在这方面应该积极配合。
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导致了一个政治后果，即美国财政部与国务院开始了中美关系主导权的争论。此前，中美之间有一个两国外交部主导的“高层对话”，但是，保尔森一上台就向布什总统建议进行经济战略对话，并得到两国元首的认同，于是就出现了中美关系主导权在财政部还是国务院的问题。目前是中美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两套体系同时并存。
从去年佐立克提出“利益攸关方”的定位，到今年保尔森积极推动战略经济对话，体现出当前中美关系确实处在历史的关键点上，所以有远见的美国精英希望在确定中美关系未来方向上发挥作用，以“青史留名”。我个人印象是，自2003年初以来，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就是未来世界上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中美关系异常重要，同时，中美关系也异常复杂。一个充分表现复杂性的事实就是中美一方面双方贸易正在火热进行，另外一方面双方可能因为台湾问题与对方摊牌，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史无前例”的关系。与历史上美国的外部对手英国、德国、俄国不同，中国是美国面对的第一个非西方国家对手，打太极的中国人可能把习惯打拳击的美国人弄糊涂。
中美关系未来真正的挑战还是战略互信的问题，其中经济互信又是一个重要方面。911以后中美关系有四个特点：第一是中美的共同利益扩大，包括经济利益。第二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在上升。第三是中美在防止台湾急独上进行了有限合作。第四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虑加深了。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成功，已经让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怀疑大大增强，而战略互信问题处理不好，未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甚至会超过台湾问题。
总而观之，中美经贸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而且政府政策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作用是有限的，中美双方能对未来问题的解决方式形成某种共识，那就相当不错了。中美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战略关系，经济关系仅仅是其中一块，但从长远来看，经济关系应该是在风浪中艰难前行的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双方都需要妥善地解决经贸问题，以便中美全面关系更好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