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最后一公里”
农业科技为成功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卓越贡献，与此同时，中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和队伍。2010年，科技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由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时期（1953—1957）的19.9%提高到52%，农业科技进步首次超过了土地、劳动力及物质投入要素的贡献份额，可这还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农业科技的整体水平、支撑能力和服务供给水平仍显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并不畅通。有人把这种现状形象地称之为在科研成果与农民需求之间存在“最后一公里”的距离，这也成为农技推广和农民致富、粮食增产增收的障碍与瓶颈。
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年农业科技新成果的转化率仅有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而在基层推广队伍中，人员老化、技术弱化、工作行政化等问题突出，多数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近10年没有进大学生，部分地区基层农技人员中专及以下学历超过40%。
“我一年从事农技推广的时间只有不到10%。”四川省简阳市东溪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袁勇坦言，自己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做镇政府的事务性工作，“基本工资有保证，但下乡的工作经费却没保障。”即便全部精力都投在推广上，他和同事仍然觉得力不从心。其服务中心有3个农技推广员，负责全镇3.3万亩耕地，平均每人负责1.1万亩。“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的，加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留守家中的都是老人和妇女，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不强，推广难度比较大。”
与东溪镇相同，全国仍有50%以上的农技推广机构由乡镇政府管理，农技人员在岗和从事推广工作的时间难以保证。据《人民日报》报道，大多数推广机构人均每年工作经费只有500到800元人民币，工作条件简陋，日常开展试验示范、检验检测、技术培训的经费还没有落实。
随着农业市场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更是凸显出职能界定不明、管理体制不顺、用人机制不活、推广网络不全、经费保障不力、推广手段不新、服务难以到位、多元化服务组织发育滞后等问题，不仅严重制约了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职能的发挥，而且导致乡镇农技站越来越陷入边缘化的困境。
“发展农业的关键在于农业科技推广，而农业科技推广的关键在于我们基层的农技推广人员。”青岛农业大学农学与植物保护学院副院长罗小勇博士指出。他长期坚持尽可能多地深入田间地头和生产一线，感觉到基层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建设落后是一个日益严重的普遍问题，普遍存在人员青黄不接、专业结构极不合理、年龄老化断代严重、工作条件差等一系列的问题。“技术推广手段的落后，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
与此同时，有关方面正加紧解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的建设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给各省《关于下达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项目201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明确中央政府对东、中、西部乡镇农技推广站的多个补助标准，即对新建业务用房项目的补助分别为9万、12万和15万元；对改扩建业务用房项目的补助分别为5万、7万和9万元；对服务设备配置项目的补助分别为6万元、8万元、10万元。农业部也下发通知，要求各省于10月底以前由省级农业部门和发展改革部门联合将“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报送农业部和国家发改委备核，再经农业部综合平衡后由地方政府或委托有关部门做出最后审批。科技部等多部门也制定并下发了多个相关农业科技与推广的配套文件。
“为有效充实基层农技推广队伍，保证农技人员与服务对象的供需平衡，应当把农业高校大学生就业与农技推广人员编制调整相结合，充实乡镇农技推广队伍，数额依据当地农民人数按比例确定。”罗小勇博士认为，数额比例可界定在1：150至1：200之间，并要保证专人专用。这位留日的博士表示，日本正是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加强了农技推广队伍的建设，才有了后来农民素质的大幅度提高和农业的飞跃发展，“高峰时，日本农技人员与农民的比例约为1：100左右。”
去年，中国农业部印发了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改革与建设的指导性文件，细化成机构、队伍、制度、条件建设等4方面13项具体任务，同时指导各地建立健全农技人员聘用、农技推广责任、绩效考评、农技人员培训和多元推广等5项工作制度，还会同教育部联合实施基层农技推广特设岗位计划，引导鼓励高等院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到基层担任“特岗农技人员”。有8343个乡镇推广机构的工作条件得到改善。截至10月底，全国已有2427个县（市）基本完成改革任务，占应改革县（市）总数的93.1%。它们建立了机构，落实了编制，加大了财政保障力度。
这一年，农业部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0万多次，培训农民1210万人次。截至10月底，全国已培训161万种植业生产服务、农业经营管理和农村社会管理等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村管理的农民。
在新的一年里，农业部表示，将着力加快技术发展路径转变、技术服务方式变革和科技组织管理转变，优化农业生产技术结构，提升农业科技服务水平，提高农业科技管理效能，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