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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推广:到广阔田地里去
本刊记者 唐元恺 • 2012-01-29 • 来源:北京周报 2012年第1期 1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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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需要的感觉真好

对于中国农业大学李晓林教授来说,自己既是老师,又是农技推广员,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丰收季节看到金黄的麦浪和农民的笑脸。一年当中,他有280多天呆在农村,与同事、学生们一起在田间地头为农民服务,以至于有老乡将信将疑:“你们怎么还真是愿意呆在我们农村不走?”

“我们就是来为农民服务的,不干出点名堂来,怎么能走呢?”李教授笑答。尽管1998年便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但他称“从来没觉得自己对国家有什么突出贡献”——“我从事基础性研究20多年,可除了对理论有些贡献外,对中国农业实际的作用很有限。”只是到了农村,帮助农民“做了点儿事”,如增产10%,才感到自己“还有用”。“这种满足感、愉悦感来自于‘被需要’。”

在他眼里,这几年,农业科研成果越来越多,但实际用到农民地里的并不多,“这太可惜了!科研应该服务于农业生产,不能‘纸上谈兵’。”

2009年5月,为配合国家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李教授所在的资源与环境学院派出3支队伍到一些地方去进行示范,他负责河北曲周万亩小麦、玉米高产高效基地,住进乡村几百天。“当时的想法就是要看看自己的科研成果能不能在农民的地里发挥作用。”

他的同事、青年教师芮玉奎博士在吉林榆树驻扎了近两年,实现玉米增产20%以上。“以前忙着写论文,不知道科研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很迷茫。现在看自己被农民、被基层需要,心里感觉踏实了,‘幸福指数’也提高了。”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上讲,农户对农业科技和成果有需求。”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正河说,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户对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科技具有独立的选择权和决策权,他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吸纳农业科技,把它融于自身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活动的过程,目的当然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获得经济利益。而随着高新技术进入农业生产加工领域,中国农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产杂交水稻增长了作物产量,先进的农机用具提高了生产效率,各种良种改善了作物品种,这些都直接间或接地提高了农民收入,使其得到实惠,因此,农民对于农业科技的需求日益高涨,期待科技的运用能够带来更多的实惠。“调查结果显示,80%以上的农民认为应用农业科技能够致富,科技是个宝,并且期待自己能够将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

然而,尽管采用新技术对于农业增产来讲效果很明显,但是对于农民来讲,增产和增收是两个概念,技术效果和经济效果并不具有完全的正效应,这使得科技成果转化率一直很低,农业科技的贡献率无法大幅提高。“小规模农户经济相对加大了农户高新技术投人成本,使得农村科技推广的增收效果不明显,从而降低了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的积极性。”张教授认为,由于家庭农场规模过小和土地的细碎化限制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经营,难以获得专业化的好处,也不能进行节约劳动型的机械化生产。“农民对于农业科技的‘有效需求’还比较低,即有购买意愿、有购买与使用能力的科技需求。”张教授还指出,多数农户缺乏采用新技术的资金,而有能力购买的也不愿“自己花钱,人家受益”。

“兼业化水平是影响农户技术选择的重要因素。”张教授在“新品种选育与中国农村科技创新调查研究”研讨会上表示,一般来说,兼业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农业以外的收入(如外出打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就越大,农户家庭经济实力相对越强。“家庭经济实力对农户的技术选择行为可能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农户家庭收入也是诱导农户采用技术服务的因素,因为家庭经济实力强的农户有能力尝试新技术,而经济实力差的农户由于担心新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往往会对新技术采用观望态度;另一方面,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低,从而导致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意愿减弱。”

在他看来,目前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具体表现在综合素质、信息意识、风险意识等3个方面。不过张教授表示,如果农业科技“傻瓜化”了,对劳动力要求不高,这样的农业科技肯定很受农户的欢迎。事实上,让农民拿到技术指导方案后像全自动“傻瓜”相机那样一看就懂、简单易学、方便操作的“傻瓜技术”正日益增多。“如果很费时费工,农民会进行机会成本的比较,很可能会放弃这样的农业操作。”张教授说。

“到了农村以后,才会发现哪些是农民真正需要的,哪些是还有差距的。”李晓林教授说,有些技术很好,但可能并不符合农民的实际,而技术、机械的配套也是不一样的,比如3亩地怎么种、5亩地怎么种,这和100亩地的种法是不一样的,再精确的实验也模拟不出一家一户的具体情况。“到了地里你就必须想农民的事儿,从一家一户的实际出发考虑问题,科研完全换了一个角度。”

而目前李晓林教授的不少同行仍热衷于另一种科研模式:发论文、出专利,由此带来职称、项目与经费,却没有仔细考虑过农民是否真正需要或急需,因此,本该下地的研究也不下地了,仅在实验室里模拟,下基层归于“其它工作”,似乎并非“分内事”。

“一方面要增强科研人员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也应该改变评价体系。”李教授说,科学研究的几个主要层次中,最重要的是与产业有关的应用技术研究,农业科研大多属于此类。“而检验这类科研成果的不应仅仅是发论文、获专利,更重要的是看能否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

其实,中国农业大学一直鼓励并设法调动科教人员深入一线参与推广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还专门设立了“推广”岗位。对搞推广达到一定成就的人,学校不从发表论文上进行考核,而是直接评聘为“推广教授”,按照一定标准,给身在农村第一线的他们按天数发放补助,给为农民带来显著收益的推广者给予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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